在一个以理性和严谨自我标榜的社会里，如果有一样东西能让英格兰人抓狂，那肯定是足球。

　　哪怕在巴西，也很难有媒体会在每次国家队集训时，都做出“我们的世界杯夺冠图”或“我们的世界杯夺冠阵容”这样的文章。类似的报道却在英格兰司空见惯，好像国家队只要一集结，不分析一下“我们的世界杯夺冠可能性”，就是媒体的失误。

　　英格兰队究竟能否夺冠，已经变得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梦做下去。这是英格兰媒体的惯性。所以上周末，《泰晤士报》就出现了老牌评论员帕特里克·巴克莱的文章：“英格兰能赢得2010”。因为《星期日电讯报》裁员，被裁后在去年年底加盟《泰晤士报》的老巴，在文章里还列出了他的英格兰世界杯冠军阵容。文章和阵容，都没什么新意。

　　可是《泰晤士报》网站的朋友告诉我，这篇文章，是一周来在泰晤士报网站上点击量第二高的稿子。这或许正是巴克莱写这篇东西的原因——媒体描绘出一个梦，是因为读者喜欢做这种梦。英格兰人的世界杯情结之深，准确地说，是英格兰人的世界杯冠军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老巴是个思路清晰、阅历无比丰富的老记者，他也不是做这种哗众取宠文章的第一人。高度商业化运作的媒体，“必须要为受众量身定制内容”(默多克)。所以每届世界杯欧洲杯，英格兰媒体谈论的都是“我们的夺冠机会”。几乎没有人会站出来说：“我们是狗屎，我们不可能进决赛”——布莱恩·克劳夫1986年这么说过，不过他是克劳夫，没有媒体敢骂他。

　　媒体顺应受众，媒体推波助澜，最终的受害者只有他们表面上无比支持的英格兰队。

　　这种深重复杂的情结，与英格兰和世界杯的关系紧密相关。现代足球在英格兰起源，可世界杯却是一个法国人发起的游戏——法国人发起了太多新游戏，他们似乎天生就是组织活动的，因此英格兰人哪怕接收到热情邀请，也要高傲地白上一眼。最早的世界杯他们不参加，国际足联运作之初，他们参加了却只是旁听，后来索性退出个二十几年，闭关玩自己的游戏。然而一旦打开国门，发现世界杯已经成为受欢迎的游戏后，那种懊悔和愤懑，只能被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就如同一个孩子发现自己最心爱的玩具，一夜之间成为了所有人的玩物，自己只能去分享而不是独享个中乐趣。

　　得亏有了1966年的本土夺冠，这还需要感谢斯坦利·鲁斯爵士一反英格兰绅士做派，在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辛苦争来的主办权。因为1966的成功，梦想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1966给了此后媒体和“受众”继续做梦的机会——至少他们曾经是世界冠军。

　　单边主义、孤岛情结、绥靖政策……多少都和英格兰式思维有些关系。狭隘很容易为外人嘲讽，不过狭隘和执着，又恰恰是另辟蹊径的前提。不疯魔不成活，英格兰人永远都会这样梦想着世界杯，回过头来看看，这也是英格兰足球坦诚可爱之处。毕竟这项运动从这个岛上起源，别人能夺走此后所有的世界杯，却无法夺走它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