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闻“申花俱乐部某董事在伯爵夜总会怒殴小姐”，虽然题材并不新鲜，但在上海滩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事实上，自从范志毅高架桥挥拳后，毛剑卿等人早已在武行新闻中露面。申花队从国企背景转换到私营企业的过程中，往日的“保护伞”倏然不见，从而暴露了更多的问题；此外，数年来不断发生在球员身上被砍被杀或赌博案屡屡发生，虽然读者对圈内出现这样的事情并不感到意外，但仍然趋之若鹜。目前的问题和悬疑是，“某董事”未彻底现形，这固然是因为报道该消息的不是《世界新闻报》———不知道该报是否会如下措词：一名“在奥运会夺得八枚金牌”的奥运选手吸食大麻？同时，此类新闻对中国足球而言并非凤毛麟角，所以姑且说说故事梗概，旨增笑耳。

　　在历史的变迁中，没有哪一个15年比1994~2009更让足球界感受到自身地位的差别。职业联赛最为红火的年代，球员们堪称各自城市的真正明星，不知道有多少俱乐部背后的资方获得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有多少人获得了各种特殊优待———比如开车不看红绿灯，打个架用不着像杰拉德那样去警局对质。最新获得奥斯卡青睐的电影《朗读者》里，海德堡大学的那位法学教授说，世界是靠法律而不是道德维系的，对任何的问题，第一反应不该“是不是错了”，而应该是“是不是合法”。在甲A黄金年代，足球，球员和俱乐部，在社会上连考虑“是不是错了”的必要都没有。

　　一转眼就到了2009，“某董事”正受到社会责任感的拷打，申花俱乐部的外部形象也受到了挑战。2008年12月31日，CCTV12，一个上海市民赞赏警察的工作说到“我们平民百姓”时，字幕出的只有“百姓”，而没有“平民”。上海难道没有平民？或者，提到平民是否会让人想起对立的一方面———就是一晚上和交际的服务小姐花一万元的伯爵夜总会里的人。我觉得，我们的平民读者、平民球迷会很迷惑，虽然个人的钱怎么花是各人的事情，但为什么中国足球缺乏造血功能，外战外行，却有俱乐部成员过伯爵式生活。其实只有一个伯爵感动过中国，大仲马笔下的爱德蒙·邓蒂斯，即基督山伯爵，那代表了每一代人对获得了财富之后快意恩仇的梦想。

　　一个人快意恩仇的极限，朱骏很清楚。他本人有在海外学习工作的背景，不管是北美还是欧洲，海归们多少耳濡目染了一些现代社会的精髓。最起码的一点，现代社会推崇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这个社会和“伯爵”社会的最大不同是，后者的时代认为平民不过是“东西”而已，所以小至拳脚，大至姓名都予取予与。毫无疑问，这件事情对申花整体形象有着雪上加霜的影响。据悉，申花计划在未来3年夺得亚冠冠军，所以他们建立了一个国际化的管理层，从总经理到技术总监，皆来自海外。但是，中国最为现代化的足球俱乐部，其举动却有点像一个行为艺术版的茅盾，在演绎《子夜》里的上海，凭这一点，朱骏也得急。上海足球不能为上海抹黑，一个条件反射般的否认也不能解决问题了。周正龙事发，“躲猫猫”被认定是“牢头恶霸”所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社会在曲折中朝着更高透明度前进。

　　中国俱乐部很喜欢抱怨球队的拥趸不多，忠诚度不高。一位俱乐部总经理老记得当年摩根·泰勒的话，“在英格兰，有些俱乐部的球场维修都是拥趸们举家义务来弄的。”这是典型地只看到强盗吃肉而没有看见强盗挨打，殊不知这些俱乐部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有意识的奉献而不是打家劫舍，才真的征服了普通球迷的心。新赛季，中国足协为红十字捐款的新闻见于亚足联官方网站，J联赛很多球队也在做同样的活动。亚洲协会、球会更多意识到足球在社会功能上担负的责任，如果一个俱乐部想不到就算了，千万别反其道而行之。 (吴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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