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赛季中超结束30天后，足协才公布了新赛季转会细则。在转会细则里，足协没有提及最敏感的武汉队员转会问题。这个漏洞在2009年初引发了又一轮争议——李玮峰欲以零转会身份转向韩国，但是武汉队难以接受。李玮峰的“零转会”问题，随之又牵扯出了大部分中国球员的“转会难”痼疾。

　　中国足球之所以走了这么多弯路，就是因为管理者绕开法律环节，自欺欺人强调自身特色，在“掩耳盗铃”的环境下瞎琢磨。足球界强调自己是特殊行业，但是特殊行业从业人员也应享有基本的劳动保障。

　　中国足球联赛的前四年属于粗放式的“产品经济”，各种产业资本争相闯入，看中的是足球带来的广告效应。1998年万达闹“退出”，让甲A后期的中国俱乐部进入商品经济，投资职业足球成了税收减免、土地批租、上市额度交换的利益工具。进入中超时代，在徐明、张海、杨塞新等人的运作下演变成“资本经济”，球员的所有权问题更加迫切，中国足球“博斯曼法案”呼之欲出。

　　归根结底，足球俱乐部属于一个企业，球员是企业的员工。在合同期内，球员必须按照合同履行职责和义务。合同期满后，双方双向选择是否继续合作。至于球员的薪水高低，需要通过市场手段调节，而不是依靠中国足协联赛部的几位官员拍脑袋“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