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最火爆之时，也是《足球》最鼎盛之时，这些年发生了很多故事，这里我只说三件和《足球》直接有关的，印证媒体在大背景下的命运：

　　1.《保卫成都》

　　严俊君为什么要“保卫成都”，是保卫报纸的发行量吗？首先，那时《足球》在成都分印点的印数大约是单期十二万份，幅射到周边城市，与总共一百六十多万份相比这并非是个绝对数量。我曾经问过严老板为什么要保卫成都，他说并不是保卫发行量，而是保卫一个标志，因为足球最终是要以城市为据点的，如果成都守住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市场模范就守住了。作为一个报纸总编对市场看得比中国足协更务实，这难能可贵，那是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就像后来的超女快男，必须从市场人气基础来选择一些歌手，于法有隙，于情无碍，重要的是它真的维系了西部足球的一个板块。

　　但是副作用也明显，因为这实际上开创了以城市的名义进行默契球，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假球的开始，但把人情因素加诸某个赛季的结果，导致之后出现“保卫延边”“保卫北京”“保卫大连”……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那时候一家媒体提出“保卫……”就能得到这么广大的共鸣，因为正是职业联赛的黄金时代，它以一种战诗的方式表达城市对平民运动的拥戴，要是换现在，肯定被人当神经病。随着生活的更加世俗化，人们更关心“饱胃”，而不是“保卫”。这样的“保卫”永不回来，随着职业足球概念的深入，中国人明白意大利连尤文图斯都是不会保卫的，因为它其实是对职业运动的伤害。

　　当然我不认为《足球》当年做错什么，就这么回事，那是我们必经之路，虽然现在怎么看怎么土鳖，但当时确实没有任何金钱交易，它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干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至少它以一个媒体的姿态证明职业联赛曾经火爆过，像一场大火之后忽明忽暗的炭棒。

　　2.封杀最典型的是阎世铎因为《足球》一篇“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的文章，而召开全国性新闻发布会无限期封杀《足球》。这不是这家报纸第一次被封杀，也不是最后一次，一个没有任何新闻采访审查批准资格的机构以行政权力宣布禁止某家新闻单位采访，是出线足球在几近崩溃前的一次抓狂。

　　《足球》是全中国被封杀次数最多的体育报纸，96年被总局封杀，97十强赛时因批评戚务生被国家队变相封杀，02年被足协封杀，03年再次被国奥封杀，还有各种针对个人的封杀，大小近百次了。我本人经历了其中一部份奇观，我研究过，为什么这家拥有非常主流非常强势党报集团背景的专业报纸，比某些看上去更民间色彩的专业体育报更容易被封杀？我得到一个有些荒诞的逻辑，因为党报背景，所以不吝足协，它的底气和它不必要为利益违背尊严，虽然在市场争夺上有时处于劣势，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报道的公正性，它没有足够的压力迫使自己为利润出卖立场，不会为了保护采访资源变成“行走”。老贵族，自然有老贵族心中的格局。

　　3.那十年《足球》的才子《足球》发展到今天还存在着很多观念或技术上的问题，而让我最感动的是，它无论在最鼎盛还是滑落时都容纳了很多才子，记录这十年，其实就是记录人。对人的看法，其实才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全部标准。我心目中《足球》才子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毕熙东虽然他属于中国青年报，但人们看他更多的作品是在《足球》，他开创了“铁掌开山”式的写法，人极正义，懂球，诗词歌赋门门精通，是甲A时代球评家的旗帜，当时江湖云：中国足球两肩挑，左边毕熙东，右边汪大昭。大昭直到现在还坚持在第一线，可敬，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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