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男足、女足、青足、少足今年统统高唱“一无所有”之后，关于施行“一球两制”拯救中国足球的呼声便愈唱愈响。昨日《北京青年报》采访了北京市足球元老协会两位副会长谢延生和郭瑞龙，他们高呼：中国足球要坚持举国体制，回归体校，推行职业联赛过早且明显准备不足。

　　按照元老们的说法，中国足球在踢了中超之后，水平跌到了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因此在不放弃中超职业化的基础上，“要让各地体育局、教委、团委系统挑起大梁，借明年全运会之机保留专业模式下的全国足球联赛，双轨并行，并行不悖”。

　　老人家在新一届国足成立之际，苦口婆心的建言，令人钦佩。只不过作为晚辈，我实在无法认同他们的立论。因为实际上，中国足球多年来的困境便来源于“一球两制”：中国足协作为行业管理者，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俱乐部纯市场运营机会。除了要求为奥运让路，对于二三线青少年人才培养，足协提出的要求，也往往是俱乐部根本没有能力完成的。在这种状况下，既要服务市场，又要服役行政指令，结果两头不讨好。俱乐部和联赛源自市场，却无法按照市场化运营机制发展，手脚束缚的境况，让他们左右为难，培育球市和优化商业运营的基础还没具备，又得承担一些他们不可能承担的行政命令。

　　所以，百废待兴的中国足球想要重整河山，要做的并不是在中超之外，再搞一个举国赛，而是尽快将“一球两制”并行为“一制”。首先必须改革中国足协，让俱乐部能够真正参与到对于中国足球的管理，其次大力吸引民间投资青少年足球市场，同时规范职业联赛各项法规建设，以武汉光谷事件为例，必须建立一个独立于足协和各级体育局之外的体育仲裁机构。

　　归根结底，中国足球的改革并不在于职业化，或是职业化过早。而是在于职业化不够彻底，职业化被各种行政命令“绑架”的结果。毕竟如果举国体制真的管用，中国足球就应该在1994年甲A比赛推出之前就已经冲出了亚洲。如今既要一脚踩在职业化之路上，另一只脚还要走回举国体制的老路，到头来不知是哪条腿才是拖后腿。哲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