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中国足球的败局和僵局，根子在体制，体制不改，谁当足协掌门人只有量的差异，不可能有质的区别。王俊生的先胜后衰、阎世铎的虎头蛇尾和谢亚龙的每况愈下，势在必然。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自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足协掌门人的位置已两度更替，但严格讲，王、阎的离职均非“下课”，只是“换岗”而已。王俊生改任的中体产业董事长和阎世铎“再就业”的总局训练局局长，皆与足管中心主任同为正局级，还在“课”上(甚至是油水和权力更大的“课”)，谁也没“下”。

　　所以，“谢亚龙下课”的吼声再凶、舆论的压力再大，谢亚龙也不会“下课”。只要查不出有贪污腐败或包二奶这类“硬丑闻”，谢亚龙的政治待遇和行政待遇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即使他不在足协干了，顶多像王、阎一样，换到另一个正局级岗位，继续“上课”。至于国足惨败世界杯外围赛和国奥、女足折戟奥运会后谢亚龙为何迟迟未换，恐怕一是国家体育总局对奥运会各项目论功行赏、更新换代需要一个过程；二是在总局内给谢亚龙再找个同为正局级的位置并不容易；三是(或许是最重要的)谁来接谢亚龙的班、成为下一个被舆论喊“下课”的替罪羊，很难选择——在现有体制下，都知道足协是口陷阱，傻瓜才会愿意去趟这潭浑水！

　　“下人”，还是“下课”

　　不论中国足协下一任掌门人是谁，只要体制不变，他必定是下一个谢亚龙或阎世铎或王俊生。假如这位新掌门内行且敬业，他有可能干到王俊生那个程度；假如他像阎世铎那样是个政客，或像谢亚龙那样是个庸才，他也不可能比阎、谢干得更好。

　　中国足球在2008年的大溃败，与中国体育在本土奥运会上的巨大成功形成了强烈反差。已自立于世界竞技体育强国之林的中国固然无须依靠足球去拿金牌争荣誉，但考虑到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不可替代的国际影响力和在中国球迷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任由足球像今年这样衰落下去，各方显然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一旦国家体育总局处理完奥运会的善后事宜，腾出手来，肯定是要对总局足球管理中心和中国足协的班子进行调整的，任内把中国足球搞得一片狼籍的谢亚龙，留任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

　　然而，如前所述，若不改体制，不“下课”，只“下人”，无论让谁顶替谢亚龙，都只能培育出另一个谢亚龙，而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足球的尴尬现状。现在，中国足球面临着一个生与死的抉择：是“下人”继续苟延残喘，还是“下课”，通过体制的改革寻求足球与国际接轨的历史性突破。

　　奥运会后，针对各界对中国体育要不要继续实行举国体制的议论，国家体育总局主要领导出面表态：一要坚持、二要完善举国体制。不过，在竞技体育领域，足球是个另类。由于高度的职业化和市场化，举国体制在其他竞技项目上发挥的特殊作用，在足球上并未得到应验。世界和亚洲一流足球强国，采用的全是市场体制。中国足球的落后，从根本上讲，正是职业化、市场化不到位所造成的：表面上，我们开展了职业联赛，有转会市场，俱乐部按市场规律运作，而主管职业足球的中国足协，却是个典型的行政部门，理念的冲突和体制的扭曲，是导致中国足球“伪职业化”存在和日益恶化的根源。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从体制改革入手。

　　14年前，中国足球被确定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迈出了尝试职业联赛的关键一步。这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如今，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的改革，又面对着一个极为紧要的关头。能否再次把足球拿出来，作为体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足球与国际接轨，走真实的职业化道路，让中国足协成为真正的足球社会团体，不会影响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地位，还能为中国体育的改革闯出一条路子，值得一试！

　　当然，话说说简单，做起来就难了。正因为这些年中国竞技体育进步明显，举国体制的效应空前放大，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和2008年北京三届奥运会一届比一届成绩好，从金牌榜探花到榜眼直至状元，一步一个台阶走到顶峰，因此环境和条件比14年前优越多了，反而会使人产生“改革有没有必要”的疑虑，进而转化为改革的阻力。要在足球乃至整个体育体制的改革上取得实质性进展，首先必须统一思想，形成合力。目前中国足球回归举国体制的呼声非常之高，令人深感忧虑，同时也足以证明，足球改革的进程不会平坦。所以，至少短时间内，谢亚龙和谢亚龙代表的那种现象，还下不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