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文渊

　　又是高开低走，又是最窝囊的方式，U19国青倒在亚青赛1/4决赛赛场，在离世青赛仅一步之遥时。这样，本年度4支国字号球队全部以失败终结了自己不光彩的历史。这4连败于早已将中国足球异化为“中国队足球”的中国足协而言，不啻为4大耳光，而这一切又是那么的熟悉，仿佛2004年再现，所谓的足球大年再次沦为灾年。人们必须要问，中国足球难道还可以这样堕落下去吗？中国足球沦落至斯难道仅仅是足协无能吗？

　　或许连由“兼职”门将把守的大门也点球不中是小概率事件，但从中朝之战到中乌之战，看着那滞重的脚步、单调的战术以及缺乏技术特点的身影，我们很难相信刘家军还能越过韩国关口，更难相信即使到了埃及，这支球队能够创造出堪比克劳琛那届国青的辉煌。

　　其实，在国足、国奥和国少相继窝囊死后，国青的出局本在意料之中，赛前连患有严重政绩焦虑症的足协都对其不抱希望。甚至可以说，与杜伊等那几位同行相比，刘春明已经做得够好了，毕竟他曾经给了我们26分钟进6球的幸福或幻觉，也给了我们以小组第一晋级的满足或虚荣，而在8月的北京，以及在更早些时候的天津、迪拜，杜伊、殷铁生让国人出离愤怒。

　　当然，败军之将不言勇，这种五十步笑一百步的比较很无聊，而再去检讨刘春明们在训练管理、战术用人和临场指挥的失误、保守也没多大意义。当各级国家队如多米诺骨牌那样不可遏制地溃败，当中国足球年复一年地堕落时，需首先反思、检讨的不应是那些具体环节，必须问责的也不只是球员、教练，甚至都不只是足协高官。比如谢亚龙，这个十足的足球门外汉，是谁把他推上足协掌门人高位的，还一当就是4、5年？

　　据说，在某些人的支持下，谢亚龙还试图卷土重来。奇怪的是，光2008年，中国足球就一败再败，但都输到北京奥运会家门口了，都人神共愤了，在其他领域早已成为制度化的问责制却一直没有降临到以谢亚龙为首的足协身上，甚至连个官式道歉都不曾有。谢亚龙如此牛皮的奥秘在于，他所做的一切，比如将国奥队凌驾于国家队之上，比如在国字号球队中推行队委会制度并先神化后架空杜伊，比如牺牲联赛牺牲青少年足球，等等，都是禀承上命。这位秘书出身的国家干部惟一的错误就是比阎世铎命歹，一系列的豪赌竟然一次都没有押中。

　　曾经有消息称，奥运会后，中国足球可能会换种活法。这种可能正越来越接近现实，只是所谓的新政不是改革而是复古。前有将青少年足球交给各地体育局的动议，后有对举国体制的肯定和赞美，大约在冬季，可能还会复辟南北分区赛、赛会制之类的提案乃至决议。如果举国体制能够拯救中国足球，那1994年又何必搞起职业化改革？看看女足，倒是已先行举国了，但蹒跚的背影离世界越来越远。

　　在国青出局、国字号全系列溃败后，中国队将在数年内绝迹国际足坛，对此，人们除了一声叹息、一番愤青，还能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