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后勤保障中心经历了采访对象大爆发事件之后，接下来的采访基本上都已经不会对我造成太大的威胁，在小姚哥的带领下，我们想着目标一路小跑地前行、前行。

　　2月21日，元宵节，这是抵达北京的第六日，在没有意识当天是正月十五以前，我就已经清晰地感受到小姚哥即将返沈的气息，偌大的北京，只留下我一人在奋斗。

　　上午，去采访的返途中，小姚哥突然情绪高涨地说：“今天得吃饺子呀！”我知道，他的好心情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此前采访的顺利。“怎么呢？”我有点不解，一个傻问题不自觉地冒了出来。“今天十五呀！我们虽然出差了，但也得过节！珍妮，你想吃点啥？”提起食物，方才感受到饥饿难耐，我们对当日的午餐给予了殷切的希望。

　　距离驻地不足300米的宾馆楼下有一家饺子馆，饺子馆的名字在此后采访的途中屡次重现于我的眼前，不过除了记得“饺子”二字蓝白相间的颜色搭配之外，我对这家饺子馆的全部印象几乎都停留在店内的餐桌旁。

　　尽管是正月十五，但由于过了午餐时间，饺子馆里的人并不多，服务员完全不顾她懒洋洋的情绪影响到我俩的兴致，将菜谱推到了桌子上，然后靠在桌脚四处张望，等待点餐。饺子、肉、菜，我依稀地记得我和小姚哥大致点了这三样，不过记忆有选择地将这些相关的详尽内容淡化，由于此餐的目的完全在于正月十五，它是新年的最后一天，于是我清楚地记得，我们点了元宵，并且狼吞虎咽地吃了它。

　　“对了，你们有元宵没？”小姚哥合上菜谱的同时抬头问道。

　　“有啊，不过是汤圆。”

　　“行不，珍妮？”小姚哥又扭过头来问我。

　　“行，我要吃黑芝麻馅的。”我不希望这个对话浪费太多的时间，因为我的肚子对汤圆的渴望已经达到了嗓子眼的高度。

　　“没有黑芝麻的了，有豆沙的。”

　　“好，那我就要豆沙的。”

　　小姚哥要了什么馅的汤圆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肯定是区别于我的，因为当时豆沙馅的汤圆仅剩下一份了。其实就汤圆本身而言，无论是在北京或是在沈阳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是从超市被买来，然后叽里咕噜地倒进开水里，用勺子搅来搅去，煮熟后盛在碗盘里，但目前摆在面前的这一碗汤圆，卖相不好、味道欠佳却几乎勾起了我所有感官的共鸣：眼睛说她看到了妈妈站在厨房，鼻子说她闻到了汤圆容在开水里的味道，舌头说她舔到了汤圆滑溜溜的表皮，手指说她感觉到汤圆沉甸甸的重量。我开始思绪翻涌，所有的情结上升到眼鼻处的出口，阵阵发酸，却又被堵住以至于无法突破。

　　2008新年的最后一天，这个元宵节对我而言具有着特殊的含义：我在北京，我奋力地向前奔跑，我精疲力竭却又不愿停歇，我压抑隐匿着所有脆弱的情感装坚强，我迷茫地探寻理想中的光明大道，还有……我想家。

　　就在我被这碗汤圆引发的思绪牵扯到很远之际，小姚哥手机沉闷的震动声毫不留情地打破了汤圆所营造的氛围。“喂，郝老师……我跟珍妮在吃饭，嗯，嗯，你放心，这边采访都挺顺利。对……今天晚上回去啊？我怕买不到车票……好，好，一会我问问机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