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退赛的风波未息，申花“洗牌”的闹剧又把中国足协再次推上风口浪尖。

　　尽管在道义层面，申花将士不择手段获益的做法颇为人所不齿，不过，此“牌”可“洗”毕竟是规则允许之举，而这一不合理规则的制定者恰恰是足协自己。所以，板子不管如何挥舞，最后只能打在足协之身。

　　平心而论，在所有不希望中国足球出事儿的人里面，足协显然是最不希望中国足球出事儿的。因为中国足球出的所有事儿，责任最终都要归咎到足协头上。假如足协知道对李伟峰的一纸罚令会导致武汉俱乐部退赛，恐怕这纸罚令怎么下，要不要事先沟通以把当事者的情绪稀释和化解掉，他们一定会三思而行；假如足协能够预见武汉退赛后“洗牌”事件造成的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恶劣后果，他们也一定不会轻率地制定各队对武汉不战而胜却能“洗”掉累积黄牌的那条近乎荒谬的规定。

　　遗憾的是，该预见到的，足协什么也没预见到。因此，越不希望出事儿，事就出得越多。武汉退赛的最大输家看似武汉自身，然而受伤害最严重的还是整个中国足球，自然更跑不了身为中国足球领导机构的足协。申花“洗牌”的道理也一样，挨骂的是朱骏和贾秀全，可受益的亦是他们，真正受害的鲁能和广州不能拿申花怎么样，肯定要把怒火烧向足协。足协里外都不是人。

　　而足协为什么预见不到并不难预见到的事情呢？原因很简单，他们虽然顶着“中国足球管理者”的头衔，但根本不具备管理中国足球所必须具备的智慧和能力，不是行家，更不是专家，甚至连起码的“懂行者”也不是。

　　中国足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懂行者”乃至行家、专家，比如早年的足协副主席许放，既懂外事、又懂市场；许放的继任者、一手将国足“抽”进2002韩日世界杯决赛圈的张吉龙，擅长足球外交；长期担任足协联赛部主任的郎效农，对职业联赛的规律和规则造诣颇深。许放健在时，对推动中国足球向职业化、市场化的转型贡献很大；张吉龙被排挤直至离开足协之后，中国足球在亚足联和国际足联的地位迅速下降；而老郎刚退休，接替他的外行者就整出个“申花洗牌”的笑料来——其实只要查查国际足联的有关章程，便不难发现，让堂而皇之“洗牌”的申花不当获利的规则漏洞，人家早有防范对策，把它堵得死死，可惜老郎的后任看不懂足联的章程，或者没想到要去看。

　　但是，即使在许放、张吉龙和郎效农发挥各自专长的鼎盛期，他们也没能成为足协的实权派。如果说许放猝亡事出偶然，那么张吉龙遭贬和郎效农一直无法走上更重要的岗位，就是一种必然——足协的体制，不可能让行家和专家说了算。

　　将熊熊一窝。一茬比一茬“熊”的中国足协这个“将”，给中国足球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熊市”。从这个意义上讲，足协缺乏对事物的基本判断力和预见性，酿出如武汉退赛和申花“洗牌”这样的丑闻，便再正常不过。中国足球，还会不断地“出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