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效农先生是中国足协联赛部前主任，中超联赛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因为极力抵制“南北分区”等不遵守联赛规律的改制，而一直深得中国普通球迷的尊敬。郎先生在本报6日刊发的整版专访中，谈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其中有关规则“即使不完善，也不能违反”等说法，符合现代法治文明“不得溯及既往”的原则，是值得大家认真冷静思考的。

　　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郎先生的说法又值得商榷。最关键的是：究竟什么叫作独立？上诉委员会究竟怎样才能独立？为什么需要上诉委员会的独立及相关的程序正义？这种程序正义对于一个联赛的健康发展又有多么重要？在这些问题上，个人以为郎先生的想法是模糊的。在此愿提供一点个人看法，抛砖引玉，就教郎先生。

　　郎先生在访谈中说，足协负责处罚的是纪律委员会，而负责上诉的是仲裁委员会，但只要这两个足协下属机构“由不同的人员组成”，就“是独立的，没什么不妥，也是合理的。”真的是这样吗？只要两个机构的组成人员不同，就可以叫做独立了吗？

　　现代法治文明的一个核心要件就是回避制度。为什么法律上规定的上诉由高一层级的法院来受理，而不是同一层级的法院的不同法庭来受理？为什么一旦上诉的结果是发回重审，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的做法都是重组审判庭，原一审相关人员不得再参加案件的审理？

　　足协两个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管有多大的不同，毕竟同在东玖大厦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还需要考虑到同僚情谊、升迁前途、私交等多种休戚相关的利害关系，能否保证独立，实在令人悬心。这一点，想必当初为了中超利益和上级拍桌子力争的郎先生，其实会比局外人更了解。

　　那么，郎先生又说了，干吗一定要有上诉委员会的独立性，“哪有规定处罚球员还要和俱乐部商量的？哪个国家的足协纪委会处罚球员时，要和俱乐部商量停赛几场？法院判决的时候，要和当事人或者什么人商量如何量刑？”

　　在这里，郎先生似乎又把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混为一谈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绝非是李玮锋究竟应该受到多少场停赛的处罚，而是李玮锋尤其是武汉光谷俱乐部，不管其犯有多少罪恶，是否能够得到Due Process(正当程序)的保护。

　　程序正义追求的不是李玮锋的减刑，而是武汉光谷的呼声能够有通畅、透明、公正、独立的渠道来反应，来表达。正如法庭规定适当的上诉程序，并非一定要导致减刑的后果，而是让被告得到充分表达自己观点主张的机会，在程序上避免形成冤假错案。

　　在一个和谐社会里，应该尽量在体制内建设沟通的渠道，而不是逼着当事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上退出中超这样鱼死网破的绝路。如果要说对武汉足球不负责任，武汉光谷俱乐部要承担责任之外，目前的足协同样难辞其咎。君不见，当光谷俱乐部董事长沈烈风希望找足协官员申诉时，足协的大小官员都关机了？这是给人体制内渠道机会的态度，还是想生米煮成熟饭强迫武汉服从？

　　郎先生说：“除了拥有体育仲裁法庭的……纪律处罚、鉴定动作当然由足协下属的机构进行。”但这句话显然不符合事实，至少英足总的上诉委员会就是由独立人士组成，其主席由“英国体育纠纷仲裁委员会”选派法官、律师等有相应法律背景的人士担当，绝非足协下属。

　　错误的事实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论，郎先生对英超的误解显然也不少。比如，他认为英超的全称是“英国(应为英格兰――引者注)足总超级联赛”，以此来质疑英超独立性。但英超早在2007年就把“足总”两字从正式番号中给去掉了，目前的称呼是“巴克莱英超”。按照郎先生的理解，难道英超现在又归属赞助商巴克莱银行了？

　　英超以前冠名足总，只是为了表达受足总条约管辖(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任何联赛都必须受当地足协管辖)，但其独立性是不容置疑的。打个比方说，英国现在很多大律师传统上都有“皇家大律师”的称号，难道这些律师都只能为女王打工吗？

　　至于说足总在英超联盟有“金股”，恐怕也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英超官网上对英超与足总的关系有清晰的解释：“英超由20家股东(俱乐部)拥有……足总亦是特殊股东，他们有权否决特殊重要领域的一些事务，比如主席、CEO的任命、球队升降级，但在其他方面没有发言权。”按照西方法律“法无明文则不禁止”的原则，显然足总有且只有在以上几个方面具有“否决权”，大部分运营足总是无权“一票否决”的。

　　中超的健康发展，需要足协做的事情很多：摆正自己的行业主管者位置，退出官与民竞利的传统怪圈，认认真真做好制度建设，确保上诉的独立、公开和透明……近来，常被官员们引用的一句恩格斯语录是：“每一次历史的灾难都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武汉退出，对于中超来说绝对是一场历史灾难，但在这样的灾难前，如果能够在足协的制度建设方面取得进步，那武汉的牺牲可谓死得其所。(楼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