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顔强

　　他们发出了天鹅之死的哀鸣，他们把自己打扮得像英勇就义的烈士，他们已得到了一些球迷的支持。据说武汉光谷慷慨激昂地宣布退出后，已有武汉球迷在大街上摇旗呐喊，宣誓支持俱乐部“义举”。

　　退出事件本身，不论对于武汉光谷俱乐部，还是对于这个中超赛季而言，其实没有多少值得慷慨激昂的地方。哪怕没有重罚李玮锋事件，留在中超，对于这个俱乐部来说本来就难度极大。在重典纷纷的足球乱世之中，与其委曲求全地去争取扑朔迷离的希望，以更能博得公众支持的方式主动退出，武汉光谷有些无可奈何，同时也选择了一种能够取巧的危机公关手段。因为在这场公关闹剧中，他们的对手实在太弱。奥运期间“谢亚龙下课”之声犹在耳畔，在中国足协的基本公信力受到最大怀疑时，挑战足协，至少可以转移公众和媒体的视线，至少可以暂时让人忽略掉这个俱乐部的经营状况。

　　有意无意间，武汉光谷可能触碰了一条敏感神经。千里之堤尚可能溃于蚁穴，中国足球的现状虽然由上至下盘根错节，却已经被批判暴露得千疮百孔，武汉光谷的“义举”，对于在这个特殊时期的中国足球改革，或许能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

　　在市场资本占据比重越来越大的中超俱乐部行列当中，光谷有着一定特殊属性，他们的地方政府色彩相当浓，得到的政府支持力度也相当大。高调宣布退出中超，这绝不是俱乐部层面能做出的决定。一定意义上，我们看到了地方政府对于中超和中国足协的绝望。“十一”节后，关于中国足球未来走向的改革讨论，将成为中国体育的一个重大命题，光谷的退出，意味着又一股足球势力，对于足协这个管理机构的反戈。虽然此前在甲B或中甲这种二级联赛中，多次出现过各种俱乐部退出的事例，然而顶级联赛俱乐部赛季中途退出联赛，武汉光谷仍然是中国足球的首创。

　　事实上，这个支离破碎的中超赛季里，中国足协频频出手，对球场上层出不穷的各种违纪现象祭出重典，期望能够整饬市场。从一些风纪事件的个案来看，包括李玮锋这次被停赛八场，并非完全有失公允。乱世重典的铁腕作法，未必不是一种选择，只是重典由成为公众笑柄的中国足协祭出，不仅收不到规范联赛运营的效果，反而因为管理者自身可信度，让俱乐部更觉冤屈、更有了公开申诉以博取支持的机会。武汉光谷并不是要求退出的第一家，差不多每家受到严惩的俱乐部，都至少会扬言退出——当职业足球管理机构羸弱到如此不堪地步，其管理职能是不可能继续的。

　　武汉光谷还表示要状告足协，谁都知道这样的官司很难打下去，李玮锋被重罚一事被上诉到法庭，也没有太多意义。他们能博取到的公众同情和支持，也只会是短期现象——俱乐部在中超联赛垫底，难道就是因为中国足协坚持不懈地“整”他们？俱乐部自身经营管理的责任就能通过退出完全撇清？退出之后，俱乐部属下的球员们将如何维持生计，俱乐部会对他们负责吗？

　　国庆假期爆发出的退出事件，深远的影响，应该存在于事件本身具备震动高层的可能，这是影响中国足球改革的变数。在奥运军团论功行赏，奥运体育的管理体制再一次得到肯定的同时，足球，尤其是职业足球的行业特殊境况，将通过光谷退出联赛事件，得到再一次大范围曝光。光谷嘶喊的“用退出唤醒中国足球”的口号，多少有些滑稽，但这肯定不会是死水微澜的涟漪，对于中国体育的高层决策者而言，这些声音多少能激起一些回荡。旧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已经完全不堪重负。中国足协管理下的职业联赛体制，其结束时间，或许就从武汉光谷退出而开始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