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楼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解决中超武汉光谷退出危机的方案，其实可以从1.3万公里外的伦敦去追寻：在武汉队的李玮锋遭到8场停赛重罚之前两三天，中国另一名国脚孙继海也在英足总听证会上被总计停赛4场。

　　吊诡的是，两个禁赛决定大致相似，其引起的反应却大相径庭：孙继海不仅没有效仿武汉光谷，愤而以“退出英冠”相威胁，反而表示：“这次听证会对我的处罚，我是心服口服。”

　　熟悉孙继海历史的都知道，这位大连国脚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的乖乖牌。十余年来，他曾两度被国际足联禁赛，其中包括1999年奥运会预选赛后停赛一年的严厉处罚。在过去，他也曾对中国足协的一些处罚颇有微词。是什么让这样的一个球员，突然变成了服从规则的乖乖牌？答案其实很简单：是制度，是符合程序正义的处罚和申诉渠道。

　　在英足总的制度框架下，存在一种叫做听证会的制度安排：当球员和俱乐部对处罚不满时，有权通过一个独立的上诉委员会表达，像孙继海这样的球员还有球员工会来帮助他整理出庭所需材料，扮演律师角色；在类似法庭聆讯的听证会上，双方都根据具体成文的规则来进行检方和辩方的攻防，并由上诉委员会委员扮演的“法官”来最终作出裁决。

　　这样的制度，就让俱乐部和球员有一条宣泄不满和谋求公正的可信出路，有保证的程序正义会让体制内渠道发挥作用，避免了球会和球员寻找体制外极端路径(比如像光谷的退出中超和国安的数度威胁退出)的冲动。

　　试想，如果中国足协有个上诉委员会，让光谷对公正解决自己的“委屈(在这里先不论其正义与否，也就是李玮锋究竟是否该受到处罚)”存有希望，至少对程序的公正性无所质疑，那所谓的退出危机，又何至于闹到今天这样一拍两散、焦头烂额的地步？

　　然而，中国足协的纪律委员会是怎样的制度安排呢？根据《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工作条例》第16条，纪律委员会的处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不可申诉”的，例外的只有行贿受贿消极比赛、兴奋剂等4种。简而言之，武汉光谷对李玮锋的停赛决定，严格意义上来说甚至都没有上诉的资格。就算是中国法院还实行二审终审制呢，足协纪律委员会却是一审定谳！

　　其实，在现有框架制度下，就算是武汉光谷拥有上诉权，其上诉委员会的独立性也很难让人信服。在英国，上诉委员会主席由完全独立于足总的“英国体育纠纷仲裁委员会”选派法官、律师等有相应法律背景的人士参与，其余两人也保证其独立和中立性。因此，上诉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完全不考虑作出相关处罚决定的足总官员的面子，避免了中国足协那样又立法、又当上诉裁判官的尴尬，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独立”。

　　然而，中国足协别说独立或中立，甚至连上诉委员会这个实体都不存在！所谓的“二审”完全由一审的纪律委员会再炒一遍冷饭，顶多就是叫上也是足协下属的裁判委员会两司共审。而按照《纪律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纪律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人选由中国足协常务委员会确定”！

　　2005年，亚足联主席哈曼曾欲对中国球员郑智下重手处罚，但最终被由拉维领导的上诉委员会推翻减刑。这幕后的外交折冲，不在此讨论之列，但可以嗟叹的是：就算是在亚足联一手遮天的哈曼，也不敢去冒犯上诉委员会的独立性，可小小的中国足协却在制度上就敢有这样的安排。

　　武汉光谷退出事件，实际上折射了中国足协长期以来漠视程序正义、以长官意志遂行天下的执政作风。这一制度问题不下决心解决，就算今天不出现武汉光谷的退出，明天也会出现大连万达式的罢赛。

　　确保下属的球会、球员有公正、中立、透明、符合程序正义的申诉渠道，是消灭一切黑箱政治、化解未来激烈冲突的必由之路。这条路虽然苦，但迟早必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