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正在成为改变中国的新起点，中国人任何事都可以做得更好、甚至最好！“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圣火刚在“鸟巢”熄灭，“神七”即将在酒泉点火上天。当然，还有中国政坛上点起的“问责风暴”之火。山西省省长、石家庄市市长、国家质监局局长，皆在生死攸关的人命事故之中被严厉“问责”，立即“下课”没商量，“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成为所有领域的最高宗旨。

　　而千疮百孔，世界杯预选赛、奥运会输得连条裤衩都没剩的中国足球，是否也应该加入“问责风暴”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行笔至此，我不得不停下来自问一个问题：中国足球没有问责制吗？还是中国足球早已是最早实行问责制的“先行者”？——最早的出不了线就下课，最早的开请外援、外国教练之先河——不就是问责制吗？而且是最早的与国际接轨“世界级问责”，管他是什么“世界杯奇迹教练”米卢、杜伊的，说下课就下课，中国足球是否早就“问责”都问到家了，“问责”都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答案显然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只是“炒”教练，甚至是“爆炒”外国教练根本不等于问责制，真正的问责制应该是该炒谁时就炒谁，谁也不能例外。

　　中国足球的假球黑哨“狼来了”喊了那么多年，潜规则大行其道，但除了一个被称为“坏人里的好人”的裁判龚建平外，都问过谁的责？有多少起看上去、听上去证据确凿、民愤极大的假球黑哨最后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有多少省市的足球俱乐部都坏在了瞎指挥的老板手里，都问过谁的责？一个城市的足球俱乐部队，说迁址第二天就能迁了址，说退赛第二天就退了赛，谁问过责？问过谁的责？上海一家中超俱乐部联赛新赛季开赛前几天说没就没了，谁负有责任？中国足协？上海市足协？被吞并的俱乐部？还是那个有点钱就急功近利的不知姓什么的老板？责任根本都不清楚，问谁的责去？另一个上海足球大佬，不知道怎么赚了几个糟钱，一出手就把三个赛季的英超转播权买断了，结果是整个中国公共电视频道里没了比赛，私人频道没人去买，一个人只是有点糟钱就没什么道理、轻而易举地影响了那么多人的“看电视事业”，不该有人去问问责吗？看着浙江绿城老板在电视里信誓旦旦地说他的房地产坚决不降价的样子，一下子想起来当年他主动承认“贿赂裁判”的事来，裁判受贿有罪，贿赂裁判没罪吗？有没有人“没事”时去主动问问他的责？……

　　谢亚龙没“下课”就上课去了，这就是问责吗？是否上完课就平级调动又“上课”去也？这是真正的问责吗？出点事就炒教练玩，把教练当作超出他应该承担错误的“替罪羊”根本不是问责制。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的确是开了“下课”的先河，或者是否还可以说，新一轮中国政坛上的“问责风暴”中也有中国足球的影子？——“下课”正在中国文化中深入人心；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足球也只能开“问责制”的先河而已，要扩展到其他领域，要在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善“问责制”，则需要一场更深刻、更猛烈的风暴，而中国足球最终到位的“问责制”，必定要在中国人文化上和政治上完善的“问责制”之后。一个省长、市长和（部级）局长的问责都有了榜样，一个小小足协执行副主席的问责还不是水到渠成，小菜一碟？但反之是否也是如此？一个体育官员没弄好一个项目要问责，为什么其他领域里就不可以呢？最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足球首开“下课”之先河肯定有它的意义，足球场上万众一心地喊“下课”的意义也许要很多年后才能看清楚。

　　足球和体育不是政治，它们的许多问题需要政治来解决，但足球和体育有时也是最好的政治，它们也能解决政治问题，“足球世界杯休战”、“奥林匹克休战”就是人类最高明的政治，而“费厄泼赖”——“公平公开公正”“公平竞争”的精神也适合于人类所有的领域，它甚至还是宇宙法则。

　　让中国足球的“问责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