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国奥愤败之后，大家都在思索中国足球的未来之路。但和媒体同行交流中，却发现了这样一种论点：足球记者别老骂中国足球这问题那问题，你看当年8000足记一起揭黑，骂得那么凶，最后拆台拆出了一个萧条时代，有多少人自己砸了饭碗？

　　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是如此盛行，以至于《南方周末》最近刊出的一篇论述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长文中，体育总局某专家还提出类似说法，来作为某种程度的反面教材。

　　有一点确实不容否认：虽然缺乏8000足记究竟有多少下岗的定量统计，但传统体育媒体市场近几年远不如2001年十强赛时红火。然而，如果我们要用“拆台论”来解释这一现象，却无疑要在逻辑上进行至少两次危险而致命的跳跃。

　　首先，“拆台论”必须证明，中国体育传统媒体市场的萧条，和网络媒体的兴起等时代大潮无关，只和足记乱骂中国足球因而“自毁前程”有关。更重要的是，“拆台论”还必须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中国足球目前的萧条就是被8000足记骂出来的，如果足记不“拆台”，就不会那么惨淡！如果说前一点还存有争议，后一个逻辑跳跃则无疑明显是荒谬的。

　　中国足球落到今天这一田地，绝非是因为媒体多骂了两句，而是因为管理体制落后时代、足协昏聩无能、联赛体系新瓶旧酒千疮百孔、俱乐部急功近利鼠目寸光、球员乃至教练的不自尊不自爱吃喝嫖赌毒俱全……如果把这些“中国足球之病”都归结于媒体，不仅是在把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而且也有转移目标之嫌。

　　按照传媒理论，媒体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体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它只是忠实地反射出社会的现状。当社会出现丑恶现象时，如果应对措施不是想法设法根除毒瘤，反而指责“镜子在拆台”，试图砸掉镜子来个“眼不见为净”，那这个社会就是白雪公主的后母，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上最美”。如果因社会丑恶现象而迁怒于揭黑的媒体，那更是英文成语中所说的“Shoot the messenger(两国交兵，先斩来使)”了。

　　媒体就是社会的安全阀。媒体本身从来不能防止错误的发生，但它的存在，可以让社会尽量不要沿着错误的轨道滑得更远。如果不是当年张斌在《足球之夜》振臂一呼，中国足球会不会走上一条更为黑暗的道路？如果不是在媒体的鼓噪下，龚建平逮捕法办，黑哨、官哨现象又伊于胡底？

　　媒体就是社会的痛感神经，如果它能把社会最底层的疼痛传导到神经中枢，大脑就能作出及时的反应远离危险。如果我们千方百计强行阻断这一神经传导路线，麻木这条神经，甚至让这条神经成为痛感的“利益共同体”，那就会让人体把手指放入火盆中仍不自知，只会带来更大的社会伤害。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毒奶粉事件，就是一个血淋淋的反证实例：事实证明，3年前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三鹿就曾列入问题奶粉名单，但在该公司的公关施压下，媒体报道迅速销声匿迹；按照河北省副省长杨崇勇此次事发后透露，一些不法分子早在2005年就开始向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三鹿集团今年8月1日就明确知道相关问题，但就是一直不上报，国内数大相关网络媒体甚至还传闻悉数被“公关摆平”……

　　如果不是《兰州晨报》记者简光洲冒着风险揭露黑幕，并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雷霆之怒，全国还不知道有多少娃娃会因为这一“地方政府、企业和媒体”的毒奶粉利益共同体，而成为“结石宝宝”呢！试想，如果这些报道能够来得早一些，能够骂得更凶一些，中国奶制品行业的所谓行业利益，何至于像今天这样难以收拾？

　　媒体记者之所以能够成为“第四权力”，不是因为成天想着“利益均沾”的饭碗问题，而是因为记者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当年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揭露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何尝不知道这会给美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动荡、分裂和争议，但他们必须秉承自己的职业良心去那么做，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报道恰恰维持了社会的终级公益。

　　10年前《足球之夜》揭开黑幕时，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绝望，因为我们对未来仍抱有微茫的信心。真正让我们陷入绝望的，是如今关心足坛黑幕的人已经越来越少，球迷在多年热心肠贴冷面孔的过程中早已超越绝望，走向漠不关心的犬儒主义。这才是危险的信号，这意味着中国足球的萧条时代不仅还远没有结束，而且是才刚开始。

　　从这个角度说，今天对中国足球的揭黑不仅不是太多了，反而恰恰是太少了。对每一个中国足坛的黑哨、假球或赌博嫖娼丑闻紧追不舍，不仅是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亦是避免足球成为未来之毒奶粉的最佳解决方案。殷鉴不远，时犹可追。(楼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