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成一锅粥绍波

　　驻京记者王亦君

　　奥运会上中国男足的糟糕表现，以及随后将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近乎被妖魔化的调侃、恶搞，成为网络流行语的制造源，这恐怕是希望奥运会上足球项目“不添乱、不添堵”的高层人士始料未及的。从奥运赛场到中超赛场、甚至到正在进行中的残奥会七人制足球比赛赛场，“谢亚龙下课”的喊声不绝于耳，堪称一景。

　　猜想空间

　　自2005年2月17日上任算起，谢亚龙确实缺乏亮点，不仅国字号成绩每况愈下，全面溃败，而且主帅更迭随心所欲——3年多来有十余位国字号主教练发生更迭。没有清晰的思路，没有坚定的措施，内部权力争斗时有所闻，急功近利依然盛行，连一向宽绰的银根也出现了紧张。

　　显然，谢亚龙的“下课倒计时”已经开始。最新消息是，谢亚龙将去国家行政学院学习3个月。其实在足协，像副主席张吉龙、杨一民也曾前往该院学习过3个月，当时并没有引起诸如工作调动之类的猜疑，这仅是干部培训的一种形式，但此时，谢亚龙奉调脱产学习，不由让人生发出谢亚龙是暂时脱离漩涡中心、还是离开足协前奏的猜测。

　　中国足协的领导层行将调整，跟往常总是热闹异常、小道消息满天飞的选帅一样，留给我们一个巨大的猜想空间：谁将填补谢亚龙留下的空缺？

　　轮回开始

　　对中国足球历史并不陌生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每当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掌门人”的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最有权威的足协副主席到任不久，便开始怀念上一任“掌门人”。这几乎成了中国足球媒体及球迷的心理常态。换言之，一任不如一任，新的不如旧的。

　　足球“掌门人”被喊“下课”始于1997年的大连金州，因为国家男足在世界杯外围赛上的失利，王俊生成为球迷发泄的出口。2000年4月26日阎世铎接任后，他胸怀宏图，倡导“人民足球”，筹划中超联赛。然而2002年国家男足冲进世界杯决赛圈带来的短暂欢愉最终化为“一场不胜、一分未得、一球没进”，随之2004年中超乱象频生、危及足球领导管理地位，“下课”的主语变成了阎世铎，而此时，已在中体产业就职的王俊生引发了不少人的想念。

　　如今，同样的轮回又开始了。所不同的是，当初阎世铎欣然上任，踌躇满志，而到他“下课”，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的位置已被几位候选人视为官场畏途。已离开一把手位置多时、恰好此前发表了“孙悟空的产权是谁的”一文的谢亚龙，施施然坐上“火山口”，延续成为中国曝光率最高的局级干部。

　　问题何在

　　如果我们让思路停留在有关人事变更的无尽猜想上，将目光依然注视着是足球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前来担纲，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任掌门人的个人作为上，那么，又一个三五年后会发现，我们一如既往地循环重复。

　　谢亚龙并不喜欢媒体封予的“掌门人”称呼，嫌“江湖气”太浓，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也觉得这个称呼并不名副其实，江湖上的“掌门人”是一言九鼎的，而足协的“掌门人”有不少时候是作不了主的。“谢亚龙下课”之声走出国门、回荡国内，既是对他作为“掌门人”个人领导能力的否定，也是对中国足球整体表现的不满。

　　原国家男足教练金志扬曾说过：“中国足球的失败，不在于一个教练或者某个队员，也不是足协哪个领导或者具体人能够完全负责的，所以问责足协领导、问责谢亚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女足主教练商瑞华日前也说：“大家说谢亚龙不行，那他的前任难道就行吗？中国足球搞成这样，谢亚龙有责任，但也不全是他的问题。体制不解决，换谁都一样。”

　　金志扬、商瑞华这些老教练，他们身处足球运动的一线，其体会肯定比外人更深切。

　　“如果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没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质的发展和进步，仅仅靠走马灯般的变换“掌门”，永远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更大的希望！”一辈子从事足球、在圈中享有少有的好口碑的原中国足协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大声疾呼。

　　困扰依旧

　　北京奥运会上，跟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一样没完成任务的还有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但没人说田径中心的问题在于体制。难道足球就这么特殊，问题症结都在体制？

　　我国足球运动自1992年北京红山口会议开始足球改革之后，就走上市场化发展的道路，在中国体育界，足球是个“异类”。

　　当初改革的主旨，可概括归结为足协实体化、足球职业化，然而这场被誉为“革命性”、“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突破口”的足球改革，由于种种深层次的原因，烧成的却是一锅“夹生饭”。球员有职业队员的派头、薪酬，却无职业球员的操守、水平；中国足球协会、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官本位”色彩依然浓重。去年中层干部聘任期间，主要领导收到来自各方的“推荐”纸条一大堆，实在不好摆平了，最终决定以考试成绩而论，而考分最高、荣升业务色彩很浓的联赛部“副处”的，竟是一名没接触过足球业务的人。

　　由于水平迟迟不见长进，足球体制改革是超前还是滞后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北京奥运会前各个项目的备战过程中，来自足球的新闻最多，光是国家男足打世界杯外围赛与国奥队参加奥运会孰轻孰重的纷争、两队组成方式和主帅人选的忽左忽右，就让人眼花缭乱。

　　体制仍然在困扰着中国足球。

　　还在下探

　　1992年起开始启动的足球改革，是在中国足球跌入空前低谷为发端契机的，经历了短暂的红火，如今重入冰窖。在去年5月召开的中国足协执委会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主管足球的副局长崔大林指出：“总体上讲，中国足球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根本性的调整，足球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业内秩序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足球市场和足球基础依然在萎缩，中国足球仍然处于十分困难的低谷时期。”1年多之后，低谷还在下探。

　　谢亚龙已转身去学习了，把背影留给了我们，预计他很快就会渐行渐远。镜头闪回到2005年2月阎世铎“下课”时的一幕：宣布人事调整时，郎效农正好在国外出差。回到北京后，他约了另一位同事与阎世铎吃饭，算作送行。饭桌上，阎世铎的几句话让郎效农至今记忆深刻：“我在足协这几年没白呆，最重要的收获是，知道了什么叫市场经济，什么叫职业足球。”

　　郎效农注意到，阎世铎就职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局长之后，训练局多了一些赞助企业，“在足协干过几年，老阎到训练局工作应该驾轻就熟了吧。”他说。

　　中国体育已进入后奥运时代，关于整个体育体制及足球体制的探讨、争论还将延续。北京奥运会会不会成为中国足球又一次改革的契机？以此来看，谢亚龙离开与否、何时离开，实在不是重要的了。

　　(本报北京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