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足球决赛第40分钟，一个塑料袋借助风力懒洋洋踱过了球场。和中国正在试图缓解白色垃圾的决心一样，球迷们在这里宣泄着他们对本国足球的不满。这场发生在尼日利亚和阿根廷之间的决赛现场，仍然有人喊起了“谢亚龙下课”。决赛前就有个段子说，梅西们场场不落都听这句，以为这是“阿根廷加油”，这个怎么看都像恶搞的段子，在决赛这天突然有了意味：没进八强的东道主和首支卫冕奥运冠军有了关联，“谢亚龙下课”和“阿根廷加油”的连接绝不简单，这似乎更能让我们去仔细思考，两者的差距有多大。

　　2006年土伦杯中青队1比0击败了阿根廷青年队。那场充满火药味的比赛不但充斥着暴力、裁判失误，还有我们心照不宣的“以大打小”。赛后阿根廷队相当不满，3年后两者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判若云泥。曲波那届世青赛惜败阿根廷青年队，一度让中国足球扼腕叹息了好久。再往前，中国国家队曾经在东南亚邀请赛中1比0击败阿根廷队，体工大队制下的中国足球发起了对阿根廷足球的血气之战，因此也只有这场具备一定比较价值。至于2001年5月中青队在上海4比1大胜的博卡青年队，不知道是N队，或者是刚刚坐了30个小时飞机下来的阿根廷青年。

　　谢亚龙任上，中国足球差点和阿根廷攀亲。当初，杜伊入主国奥的对手之一居然是阿根廷人佩克尔曼。中国媒体用“青少年足球教父”来形容这位喜欢蹲着指挥比赛的怪人。当然，被比拉尔多、贝利、布拉特频频数落“一定要从青少年抓起”中国足球，对青少年足球是有着“深刻认识”的。2003年，阿根廷《体育画报》5月号发表了题为“中国青年球员留学阿根廷”的文章，介绍了中国年轻足球选手在阿根廷留学的情况。32名年龄在14至20岁之间的中国球员前往阿根廷生活和学习踢球。当时在国内联赛每支甲A或甲B球队出场阵容必须拥有至少两名20岁以下的队员。这一规定规定是为了激励青年球员的成长。文章说，“中国培养青年球员的机制和方法并不是最好的。因此，有些中国的父母不惜花费大量金钱送自己的孩子到国外学习踢球。”

　　阿根廷人嘴上留德，说中国培养青年球员的机制不是“最好的”。是的，我们的足协不是“最好的”，谢亚龙不是“最好的”足协主席，黑足校也不是“最好的”，操控俱乐部以不良目的的投资者不是“最好的”……在中国足球的各个层面，活跃着一大批形形色色不是“最好的”角色。如果把“谢亚龙下课”理解为对中国足球的临终祈祷，“阿根廷加油”则相当于“圣母玛利亚是可赞美的啊”———我们知道那是我们想要的足球，但，HOW？一个谢亚龙不足以让中国足球烂到这目前的地步，中国足球也无法承担为社会树立职业风范的责任。在大家都在“靠山吃山”的年代，将足球问题纯粹作为单项体育来解决，几乎等于要求航机工人在不熄灭引擎的情况下更换压气机叶片。

　　出局夜，李玮锋有关中国足球差距的观点是，“我们就相当于巴西打乒乓球的”。很快，巴西乒乓球队总教练韦建仁“原谅了李玮锋的无知”———早在1961年，巴西人就在世锦赛上赢了容国团。这个观点偷换概念之高妙，不仅是忽略了巴西乒乓球水平，还在于隐蔽了项目之间的收入差。问题的本质被掩埋得到如此之深，连采访韦建仁的新华社同行都忘记问了一个问题，“巴西乒乓球运动员究竟拿多少钱？”谁说中国足球有智力问题！？

　　佩克尔曼幸亏没有来，“青少年足球教父”不对中国足球的症。中国足球不信教。

　　(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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