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李宇春登上《时代》杂志并不代表她成为了性感符号。那个夏天，连卖菜的大娘工作之余都惬意地取出手机，发几条短信，决定谁是她们心中的英雄。当其他电视台嫉妒地叫嚷“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时，外界也隐约认识到，这是一场至少代表了相当民意的选举活动。2008年夏天，一场规模同样巨大的民意活动到达顶峰：“谢亚龙下课”响彻每一个中国体育场，球迷们不管他是否在场，不管进行的比赛是否有中国球队参加。从词语学的角度说，这5个字很可能被扩大直至永垂青史，就像当初的“where'sbeef?”最后成为“别蒙事啊”。

　　可以预计，这场运动即将扩大到夏休后的中超联赛赛场。一些球迷说，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球场叫两嗓子“谢亚龙下课”。当年李章洙说“要骂也到体育场来骂”，最终实现这个梦想的是中国足协掌门。媒体是害羞的，讲究人情的，浅尝辄止的———不管是王俊生还是阎世铎，在职业生涯最为悲惨的时机也没有这样落魄。对阎世铎长篇累牍的攻击，绝大多数媒体是在其下课后的“打死老虎”。这次不同了，可以这样说，如此整体划一对谢亚龙的揶揄和调侃，已使得任何向谢亚龙的叫板行为都变得大众化———和他决裂最多能表示自己很正常，而绝非特立独行或带有先知性。

　　1997年国家队梦断金州，王俊生没有这样惨。他是职业联赛的主要创造者，如果说将郎效农称之为中超之父(中超和甲A不过是换了个ID)，王俊生当年那步更具有魄力。1997年中国流尿流在了十强赛，而不是现在两次都在20强赛就歇菜，当年的中国队直到最后一场还有机会出线。至今回头想一想，王俊生不管怎么衰，还是一个执着于专业的人，想办好足球但没有做好，这一点值得尊重。阎世铎呢，喜欢建设塔尖上闪闪发光的装饰物。他几乎将联赛大卸八块，但懂得在国家队放权给米卢，运气也不错，争取到了2002年世界杯出线的遮羞布。沈阳方面后来炸掉了五里河体育场就是对这段幸运历史的行为艺术表演。它的意思是说，一些偶然的成功实际上仅仅在当时具有意义。如今大部分运动队都在奥运上取得进步，足球不进反退。更大的讽刺是，“国奥”两个语焉不详的神圣字眼，居然代表的是中国男子奥运足球队。

　　谢亚龙任上请来了多曼斯基、伊丽莎白、杜伊，最后出现在奥运会上指挥的是殷铁生和商瑞华。被认为是只会吉他弹唱的女足助理教练皮娅后来去了美国女足，带领这支今不如昔的球队夺下了北京奥运会金牌。男足是场噩梦，巴西人轻松赢了三个后还被指责“放水”，邓加委屈地反控诉说“中国队自己不进攻”，两队一度有意在各自半场倒球直到天亮。几天后阿根廷人来证明，我们敢都不敢碰的巴西人实际上也是一帮输0比3的呆鸟。6年前的中国队，至少还有肇俊哲的门柱和马明宇的怒射。在国内谢亚龙一般不是以足协领导而是以专家出现的，他指导俱乐部最好不要实行走训制，不小心又在女足弄了一个“叉腰肌”……总而言之，每一个片段让人只能想起憨豆，结局也同样混乱，起码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10强赛混过了。其实中国队2008年运气很好。尤尼斯第一分钟就扭伤了，阿克拉姆迅速吃红牌，澳大利亚上昆明之前主力阵容像被机关枪扫到，奥运会也没有更好的签了。

　　中国足球的问题不仅仅是谢亚龙个人的问题，但连一个“混乱宫廷”的谢亚龙都解决不了，那就别奢望解决足球的任何问题———如果一个人连体毛都不刮，那是肯定不会做一台手术的。我不想加入任何有关谢亚龙在安康地区任职时是否是一个好官的讨论，但我对离安康不远的周正龙动辄就用“脑袋”来担保的说话方式很感兴趣。那起码在形式上证明了一个人的立身之本：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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