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体育日报：我们作为父亲的爱与怕

　　杨 健

　　他和我差不多大，三十多岁；他干着我曾经干过的工作，警察；他的儿子和我儿子一般大，6岁。

　　区别在于，他儿子只活到6岁。

　　那天，他正在都江堰警署值勤。地震发生，他的办公楼幸而未塌。他顾不得这些，赶忙打探老婆和儿子的下落。过了不久，老婆传来消息：儿子没了。又过了不久，老婆找来了，抱着儿子的遗体，带着儿子的书包，包里有儿子喜欢的《小青蛙》杂志和奥特曼。

　　那天晚上，他有家难回，他奉命看守警署的枪械库。

　　那晚上的一幕，被镜头记录：前方是枪械库的铁门，门口是昌河警车，驾驶室里坐着活着的父亲，父亲怀里抱着死了的儿子。

　　那天晚上，他只做两件事，对儿子——亲他、搂他。

　　随后天亮，镜头拉远，记者配了一段画外音：相信这对夫妇，在以后的日子里，还会有自己的孩子。

　　大劫难后，“从头再来”的生机，已迫不及待地吐露。

　　不能怪记者，他是在祈福，只是他的祈福过于本能和直白，急于扑向未来。

　　是啊，生活还要继续，不由人不继续。

　　还有许多事等着生者去做，工作、吃饭、读书、看球、逛街、睡觉、做爱、打牌、搓麻、约会、撒娇、吵嘴、骂娘……

　　然而对于一位父亲，如果“生活继续”仅仅意味着一颗精子化为肉身，那我们情感的表达是不是太稀薄了？难道不该稍微滞重些，稍许驻足回望？

　　失去儿子的父亲，之所以搂着、亲着儿子的遗体，因为儿子走得实在太仓促。他说他想给儿子的身上再留下点什么！

　　川籍学者刘小枫先生，在他《苦难记忆》一文里有这么一段叙述——

　　小的时候，我看《冰山上的来客》，有句话一直不懂。中尉把古兰丹姆救出来，自己中了黑枪，临死前，古兰丹姆对死者说：“记住我，我叫古兰丹姆。”活着的人竟然恳求死者记住她，难道不是很荒唐的要求吗？现在我懂了。面对无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是亏欠的。

　　生者对死者，永怀一颗亏欠的心。为此，哪怕要做些徒劳的补偿，古兰丹姆渴求中尉记住自己的名字，活着的父亲渴求死去的儿子记住自己的亲与搂。

　　所谓对生命的敬畏，凝练着爱与怕。

　　这份爱与怕，让同样作为父亲的我，无法释怀。

　　苦难过后，曾聚在一起燃烛、哀悼的人们，各自散去、各奔前程。不得不如此，每一次宏大抒情的另一端都挂着无限的琐碎，责任也罢，使命也罢。不过这些琐碎，人们应更郑重地面对。

　　譬如我，在关闭了电视后，去幼儿园接儿子。把儿子接回家，我霸道地把儿子搂在怀里，儿子习惯性地躲避、下意识地反抗：爸爸，你没剃胡子。

　　我无奈，把儿子放在面前，色厉内荏地考问：今天上了什么课？儿子说图画课，为灾区小朋友画。我问儿子画了什么，他说太阳、小花、房子。我问为什么不画一只奥特曼，儿子说：你上次发火，把奥特曼全扔了。我再次无奈。

　　然后，我得赶着上班，儿子念出背熟了的台词：爸爸，早点回来，在我们睡着前回来。我说好的，心中有些颤栗。

　　有句话，没对孩子说，但我会去做：老子回来，一定狠狠地亲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