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晨报》张琳：有心无力

　　一场激烈对抗的体育比赛里，失误很正常，也是允许的，因为运动员毕竟不是机器，而这恰恰为“假球”提供了滋生的空间。除非是像意大利电话门那样，拿到了电话录音，否则当事人一口咬定只是普通的技术失误，便可以轻松地为自己开脱。

　　1999年著名的渝沈之战，郎效农抛出了著名的“证据说”，当时被认为是对涉假者有意“偏袒”，但时至今日，“证据说”被证明确实是打击假球黑哨无法突破的瓶颈。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就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就不能认定当事人打假球，人们甚至只能隐晦地将假球称为“默契球”，将嫌疑人称为“问题球员”。

　　之后的几个赛季，尽管时常会有令人怀疑的“假球”出现，但苦于“死无对证”，人们只能“望假兴叹”。直到2004年，为了遏制队内的“假球”现象，重庆力帆老板尹明善“创造性”地发明“陪审团制度”，即组织一个由11人组成的专家组，对比赛进行评审，看是否有问题球员。此次，武汉俱乐部虽然喊出严厉处罚的声音，但最终也只能采取圈内默认的方法，即“陪审团”制度来处理。

　　用“怀疑”的方法决定一个球员的清白，自然很难令人信服，而且打错板子冤枉好人的几率很大，而且在与俱乐部的抗衡中，球员绝对处于弱势地位。可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