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体育：艾冬梅比温暖更温暖叫烫手

　　4月18日全国铁路大提速，火车头体工队与时俱进，拍了胸脯，一定要解决好艾冬梅的事情。她状告王德显的官司还没有开庭，但媒体如原告律师一般的慷慨陈词，已将这位田径运动员坎坷后经历的拮据，充分展现在受众这个大陪审团面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艾冬梅事件有一个不错的结局。不过谁也无法预计，如果不经历这些，温暖什么时候才能如约而至？或者，媒体、企业和法院，究竟谁更能体现她应得的公正？

　　忙不完的采访已经让艾冬梅害怕了。一位记者询问，“是否有人借你炒作”，艾冬梅反问，“你说我能说什么呢？”是的，艾冬梅能说什么？她只想解决困境，对其他并不关心。对于大多人来说，艾冬梅事件不过是再一次暴露举国体制下退役运动员的现实生活状况，从邹春兰到艾冬梅，社会再次用类似慈善的方式解决了个体问题，但人们期待的是对可能遇到同样困境的群体，能够有完善体制。单一的运动员生活，隔离了他们普通教育和交往。即便没有状纸上写的教练“侵占收入”，艾冬梅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父母们送儿女到运动队时，并不是不知道孙海平说的“生存，技能为本”———他们能谈“技能”的唯一机会，存在于像刘翔和孙海平一样抵达本项目世界尖峰之后。

　　向公众暴露生活，尤其释放催人泪下或悲壮气息的细节，不少官司事主殊途同归。当杨武爬上九龙坡那栋已成孤岛的私家住宅时，他和妻子当然也想过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多年之前，戴大洪和笔者对司法的及时性进行过探讨，“除恶务快”比“除恶务尽”似乎更能体现其公正。艾冬梅和杨武拖不起，于是以各自的方式成为公众人物。这样究竟有什么好处？至少，类同十年前我们呼吁少一点“足球市长”和“足球省长”的背景，他们的存在对某个行业或事件是一种捷径，有了报道才会有人及时关注，从而“特事特办”。在这些事件里，媒体的角色就是打动主管领导、企业家和大众，但他们不可能像阿拉伯

神话里的灯神，每次都及时而到。另一方面，像艾冬梅、邹

春兰们毕竟还有奖牌可卖，有新闻价值可以吸引媒体，而更多的退役运动员连这些“资本”都没有。

　　中国体育的价值观念和应变能力在班古拉事件中经历考验。倘若不是及时发起一场捐款运动，这位可怜的黑人球员拿到手上的也许不到30万人民币。那对中国体育的形象将是一次灾难性打击。外部世界也许会揶揄，如果桑兰在国内的比赛中出事，和现在的际遇有何不同。一个运动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00万运动员更不是一组数字，他们曾经辛苦工作，此后有尊严地生活，并不算要求太高。

　　我们数数字时喜欢一五一十，而西方人喜欢逐个数到，潜意识里，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对于个体的不同态度。从一到二，从二到三，从三到无限，西方人似乎做得更精细。博斯曼以解决个人生计为目的，最后改变了职业足球的规则；他的问题需要慈善解决，下一个博斯曼只会按照新规则对待。同样是为解决个人生计，对“被迫发出最后吼声”这个个体，无一例外得到的仅是慈善范畴的温暖，而造就“侵吞运动员收入”或缺乏生活技能的规则却毫发无损。这种温暖，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