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体育报》巴家伟：如此生死状 以生求死耳

　　据悉，朱广沪从欧洲巡视了一圈留洋国脚回来之后，将和国家队的教练班子一起与足协签定一份生死状。这份足协历史上首次以国家队教练员合同范本形式出现的要约，将以7月份东南亚四国联办的亚洲杯为标志：中国队进入四强，朱家班的合同将自动延续到今年年底；若止步半决赛门槛之外，合同在亚洲杯后自动作废。

　　一位足协高层人士就此事发表意见说：“这是和国际接轨的一种标志，也是对教练员和对中国足协双方共同负责。过去，在比较危机的时期，是否任用某教练员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相关的任务指标也是口头的。现在，决定使国内教练和外籍教练的执教限制一样，以具体的大赛硬性任务指标为标志，在合同里注明，这样就不会左右为难。朱广沪和国家队教练组正好要迎接7月份的亚洲杯，他们应该是首批按照合同具体指标决定执教前途的教练。”

　　虽然这是足协首次以落实到纸面上的方式对本土教练进行了严格的约束，但以亚洲杯进入四强为标志，考核外籍教练能否有资格继续带队征战

世界杯外围赛，在足协的一贯思维中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在朱广沪之前的两任外籍教头阿里·汉和米卢都接受过这种考验。米卢之前的中、外教练也都是以亚洲杯进入前四名为“中考”答卷的。

　　事实证明，自从中国1986年开始派队出席亚洲杯以后，进入四强，几乎不是什么难题，年维泗当届便率队获得了季军。其后7届亚洲杯，中国队均获得了决赛阶段的比赛资格，只有苏永舜和戚务生的两届国家队未能进入四强——前者在1980年的科威特亚洲杯决赛周小组阶段被淘汰，后者在1996年的阿联酋亚洲杯决赛周受阻于复赛阶段，仅名列第5——另外5次获得了两个亚军，一个第3，两个第4，成绩相当可观。但除了米卢之外，竟然没有一个教练完成了嗣后的世界杯外围赛的任务。米卢之后的阿里·汉甚至把队伍带到了亚洲杯亚军的高度，平了曾雪麟1984年率队在新加坡亚洲杯决赛周的纪录，也创了中国足球开展职业化以来的新高，但在一年后的世界杯外围赛上居然在小组赛阶段就折戟沉沙。

附表：中国队历届亚洲杯成绩
届次     时间     举办地    冠军       战绩
第一届   1956    中国香港   韩国       未派队参加
第二届   1960    韩国      韩国        未派队参加
第三届   1964    以色列    以色列      未派队参加
第四届   1968    伊朗      伊朗        未派队参加
第五届   1972    泰国      伊朗        未派队参加
第六届   1976    伊朗      伊朗        第三名
第七届   1980    科威特    科威特      小组赛被淘汰
第八届   1984    新加坡    沙特阿拉伯   第二名
第九届   1988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第四名
第十届   1992    日本     日本         第三名
第十一届 1996    阿联酋    沙特阿拉伯    第五名
第十二届 2000    黎巴嫩    日本         第四名
第十三届 2004    中国      日本         第二名

　　显然，如果把亚洲杯当作对中国队的教练的“中考”的话，那么中国队完成进入半决赛这个基本任务指标的成功率达75%，成绩可谓优异。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国足在亚洲杯之后进行的世界杯外围赛中，7次参加(1980年12月19日，苏永舜率队参加在香港进行的第十二届西班牙世界杯亚大区外围赛预赛，是中国队自1957年后首次重新参加这项赛事)，却仅有一次入围决赛周，即米卢率领的国足在2000年黎巴嫩亚洲杯上获得第4名后，于次年在十强赛中成功突围。若由“中考”看“大考”，成绩则可谓相当极差矣。

　　就事论事，我们不妨仔细分析一下国足在亚洲杯成绩最好的两次，即1984年在新加坡和2004年在北京获得亚军的两次，均在次年的世界杯外围赛上连小组都没有出线。除了米家军出线的那一次外，中国队在世界杯外围赛上表现最好，几乎获得出线权的两次，一次是苏永舜1981年率领的那支队伍，一次是高丰文1989年率领的那支队伍，前者在科威特亚洲杯小组即被淘汰，后者在卡塔尔亚洲杯仅获得第4名。

　　因此，我们不得不进行这样一种相对辨证的思维，亚洲杯的成绩好坏与国足能否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出线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几乎每一届亚洲杯都给国人(包括中国队自己)这样一种错觉：我们在亚洲始终处于一流的地位。但为什么国足在世界杯外围赛中的表现与在亚洲杯上的表现反差又如此之大呢？

　　我认为，这是由我们对亚洲杯的态度决定的。在足协的眼里，亚洲杯的成绩往往是对主教练的考察，如米卢之后阿里·汉和今天的朱广沪，合同都是这样约定的，成绩不好就有下课的危险，为了保住饭碗，难免要把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亚洲杯的准备中。而亚洲杯过后，转过年来就是破在眉睫的世界杯外围赛了，中国队很难在短时间内持续保持在状态高峰。

　　在反反复复的历史教训面前，足坛的有识之士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国足球的当局者：以亚洲杯为周期，来当作对中国队实力“大考”的检验依据，已经被过往事实证明是一种愚蠢的功利意识。中国足球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世界杯来进行，不要为了亚洲杯而亚洲杯！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足球永远也摆脱不了功利足球的束缚，正如一位足协内部人士所说的那样：生死状对于朱广沪来说，是“紧箍咒”，同时也是“护身符”。

　　然而，朱家军准备好了吗？显然这是存在巨大疑问的。在海外国脚没有归队的前提下，亚洲杯小组赛阶段的磕磕绊绊可以理解，老朱也有可以搪塞的理由，在3月下旬与澳大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两场热身赛中，收效亦未如理想。但到了7月，郑智、孙继海、邵佳一、孙祥、董方卓归役，甚至李铁、石俊、于海和于大宝等都有希望应召，以“新鲜血液”为中枢的朱家军本来应该以亚洲杯为热身舞台，但身处死亡之组，身背“生死状”的朱广沪显然没有机会以此为初衷，来达到磨合队伍、完善阵容的目的。要想保住自己的身家，朱广沪必然要为亚洲杯拼尽血本，这是人之常理，无可厚非。从这个角度出发，吉隆坡就不是朱广沪为世界杯外围赛的准备工程，而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搏命之战了。

　　实际上，即使没有这个生死状，老朱完成进入四强的目标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对手，都把亚洲杯四强当作终极目标的。北京亚洲杯，最终夺得冠军的

日本队不过是一支二队，转过年来杀进德国世界杯决赛周的沙特队更是以青年军面目出现，亚洲的另两支世界杯出线队韩国和伊朗在北京的成绩也不够突出。但如果给中国的任何一个教练，不仅仅是朱广沪，套上这样一个生死状的“紧箍咒”，从心态到行为都难免要打上折扣。所以，如此生死状。对于老朱来说，无异于以死求生！而对于整个世界杯大局来说，就有可能重蹈以生求死的覆辙！机会也就剩下五五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