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体坛周报》，这样一份我们所尊敬的、并且引以为学习榜样的报纸在近日的一篇专题报道，我们也许更愿意选择一种低调、甚至沉默的方式，去为自身权益作抗争。
熟悉媒体圈子的人大概一上来就看出了我的愤怒，中国人历来习惯在表达自己意见时隐忍而含蓄，媒体则更加如此。但是，今天，即使会受到诸如“不懂礼数、缺乏修养”之类的指责，我也绝不避讳一种公开的、指名道姓的讨论，也绝不愿意顺从所谓的江湖规矩，
而用“南方某专业体育媒体”的字眼来指桑骂槐。从1970年代到21世纪，我本来就生活在一个敢于表达的时代。
在这篇刊登于《体坛周报》10月5日A8版、关于前陕西国力总经理、现西藏惠通陆华俱乐部总经理王珀的报道中，该报记者充满感情地将王珀塑造为一个饱受命运折磨的人，文中称：“国庆前两天，王珀收到了一个好消息——在起诉某媒体侵犯其名誉权的官司中，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定王珀胜诉。这也是涉足足坛三年多来始终非议不断的王珀唯一一次赢得为自己正名的‘战争’。”、“也许是为了表达洗刷‘恶名’的决心，也许是出于对西藏足球的热爱，王珀说：‘我计划把这5万块钱全部捐给西藏体育局，希望他们能够把这笔钱用到西藏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养上。’”、“我实在是被诽谤、中伤到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地步，不通过法律实在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那段时间，我在大连家中几乎连楼都不下，整天把自己锁在12楼的家中，只有方便面是我的朋友……”
好一段让人潸然泪下的表白！我想，绝大多数球迷和读者都知道或听说过王珀诉本报名誉侵权一案，也阅读过被诉为名誉侵权的六篇揭露王珀种种违规行为的报道。今年6月27日，本报刊登《我们已经应诉》的专题文章，详细披露了本报代理律师周密的取证过程及我们对本案的答辩状，在来自数位证人及多处取证地的证据当中，已经清楚地显示出王珀的为人及对他的社会评价。试问，一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我可以实话跟你说，国力俱乐部确实做过球，也踢过关系球。……全世界俱乐部都打关系球，谁敢说自己没打过假球？”的人，到底想为自己正什么名？一个四处冒充军人、私刻公章的人，究竟拥有怎样的道德水平？一个作为法人代表所领导的公司欠下巨额债务至今未还、并且许诺本溪县高中捐献10万元至今不见分文的人，有什么资格又故伎重施自我标榜？如果钱可以用来衡量道德水平，钱可以作为法律依据，那么你捐5万，我们必捐20万，那样就可以为自己树碑立传了吗？
我们的确一审败诉，媒体不是侦探，媒体更不是法院，我们掌握了大量真实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只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部分事实缺乏证据的有力支持而导致了暂时的结果。但一个案件的胜诉不是一个人的胜利，更不代表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否则，辛普森早就成了美国英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法律的规范下生活与工作，我们相信法律的公正性，同样清楚法院不是道德裁判所，所以，由于某些界定的模糊、证据的瓶颈甚至观念的分歧，往往会使媒体在此类案件中陷入被动。但是，今天，即使有可能惹来更大的麻烦，我们也绝不回避和放弃自己的责任，对一个在经营公司和管理足球俱乐部方面都存在种种违规行为的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忧：纯净的西藏足球，会因此而过早沾染上这个混乱的圈子里世俗的污浊。
更重要的是，作为媒体，更应该时刻牢记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准绳，必须把真实还原给每一个拥有知情权的读者。如果可以通过这样不惜版面的报道把对手败诉的“丑事”广而告之，该报的确“巧妙”地达到了目的，但是，在为一个人极力标榜的同时，你们为什么不能对自己的报道对象作更广泛的调查呢？的确，当初那些举着欠薪白条的人孤苦无助时，你们用自己的沉默规避了风险，不需要像我们一样必须面对冗长被动的官司，但是，这就是在中国受到读者广泛追捧的一份体育专业媒体应该具备的“聪明”么？如果说你们的目的在于宣传纯净的西藏足球，那么，去年12月份，在这支球队最需要帮助与呼唤关注时，我们同样不惜版面地进行连续报道时，那时候，你们这份聪明的媒体、和你们的记者都干什么去了？我没有资格教你们如何报道新闻，更没有资格教你们如何做人，但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关注并执着于是与非。
事实上，就在今天，作为一个从业年龄超过十年、并且早就习惯了媒体市场竞争的体育新闻从业者，我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名记者职业操守的怀疑，及对这家视竞争高于一切的媒体最起码的厌恶与反感。我相信，我们的官司，是关乎体育媒体甚至所有新闻媒体的话语权的官司，我从未奢望过竞争对手在道义上的声援，并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接受一切竞争手段，但是，当竞争凌驾于是非与道德标准之上时，我不能不表达自己的愤怒与鄙视。
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仍然会去面对更加艰难的历程。在法院一审判决书下达后，我们已经聘请了曾参与范志毅“赌球”名誉案、《中国改革》被诉诽谤案、对新闻侵权官司颇有经验的浦志强律师，来代理我们的继续上诉。我们始终认为，只有媒体坚持关注真正的新闻，才能将污浊和龌龊暴露在阳光下，我们始终相信，就像贺卫方教授所说的那样，中国绝不缺乏进步判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