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渊：中国足球巨震周年祭

　　2004.10.2，杨祖武在电话里向郎效农慷慨激昂地作出“罢赛”通牒，当期体坛周报的头版头条是《“我们有不玩的权利”》。时间在静默中流逝，一年后，中国足球的现实已经变成：没有谁有兴趣高喊“我们有不玩的权利”。然终止了比赛。

　　又到了10月2日，一个见证中国足球堕落到以体育精神与游戏规则双重失缺为特征的时代的日子。一年前的今天，元年中超第14轮沈京之战，作客的北京现代队因一个可判可不

判的点球之争，就在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的带领下愤然终止了比赛。沈阳五里河体育场，那个曾承载着中国足球光荣和梦想的地方，就此上演了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桩集体罢赛事件，进而引发了一场在我们这个国度还很少见的权力与资本的大对抗，所谓的中超资本革命。

　　不得不革命

　　危机骤然爆发并急剧升级，最后闹到几近不可收拾的失控局面，与其说是一种巧合和偶然，不如说是一种宿命和必然。这不仅是因为罢赛发生前3天，中超第13轮时，就已经预演了辽宁队长肇俊哲毅然中途下场，这一个人罢赛的壮举；也不仅仅是因为11天后，又发生了荷兰人阿里·汉统领的中国国家队1球不敌科威特队，令

　　法国大革命是怎么爆发的？在我们看来，2004年国字号球队的系列溃败，和中超联赛的崩盘危机，以及所谓的资本革命，这一切的劫难该来的是一定要来的，如果有悬念的话也只在于时机和方式而已。就罢赛本身而言，杨祖武们显然玩过界了，就是周伟新真的严重错判了，国安以罢赛来抗争，进而以拒赛相挟，也都是有违体育道德、践踏游戏规则的不当行为。

　　可是身为老江湖，杨祖武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火气，与此事没有关系的徐明又为什么主动跳出来，此外为什么会有多达7家的俱乐部结成了以足协为搏弈对手的改革同盟呢？

　　谁革谁的命

　　显然，罢赛只是一个契机，是为数众多的，越来越多的对中国足球和中国足协绝望的个人和团体借以表达不满的一种形式。在很多人眼里，足协不只是一个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僚机构，更是中国足球一切问题的麻烦之源。于是，一向以拥有强大权力资源、善于进行政府公关著称的徐明自认为掌控了民意，可以提出并实施踢开足协闹革命的夺权计划了。这很不符合这位

　　从10月2日罢赛骤起，到14日徐明现身国安俱乐部并抛出数万字的改革方案，再到26日足协执委会通过“阎四条”基本平息事端，资本与权力短兵相接格斗了24天，其间局势几度反复、当事人几度变脸、舆论风向也几度摇摆。分别作为政客和资本家的形象代表，阎世铎和徐明都作了精彩的表演。作为派系足球的始作俑者，徐明是一位有污点的改革家，在他身上，我们见识了资本的傲慢和贪婪，也见识了资本的虚弱和势利。而在几乎以一人之力就输掉中国足球现在和未来的阎世铎身上，我们又领教了什么叫玩弄权术，什么叫不择手段，以及什么叫翻脸无情和毫无操守。

　　作为博弈者，徐阎棋逢对手，但作为足球改革旗手，两人都有致命短板，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

　　只见08不知魏晋

　　弹指一年间，当初的风云人物，如杨祖武、阎世铎、张海、徐泽宪及董华等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徐明、罗宁也不再张扬，中国足球又恢复了死水微澜的死寂状。俱乐部不烧钱了可联赛却裸奔了，罢赛不敢了可看台也空了，

　　中超革命的成果已经全面被葬送，而失去了资本的制衡，足协“一股独大”、为所欲为现象更走向了极致。一年来，足球改革毫无进展，甚至已经被遗忘。当初阎世铎代表管理当局所作的深化足球改革承诺早已被继任者扔进了爪哇国，那个深化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就从来没有活动过，至于什么改组中超委、成立中超公司等承诺更是一张空头支票。一年来，谢亚龙是一门心思抓08，甚至连自己发明的那个中超是准公共产品的“理论”也顾不上维护了。

　　于是一年前的罢赛和改革皆成闹剧，人们对中国足球的希望和感情也一同被泯灭，这一年中国足球活得更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