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罢训的暴力或非暴力论证

　　当深圳足球大腕们曾经用“暴力”取得了与俱乐部的合作，并将他们同仇敌忾的对手挤出圈外时，俱乐部就应该料到，终有一天会有同样的“斗争”出现在自己与这些球员身上

　　模仿秀与真人秀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永远是跟在潮流的后面，而后者总是努力地开创新的花样。从这一点来说，深圳队的众位大腕级人物，充其量也只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以求得一些可想而知的轰动效应。

　　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从来就无法从足球本身摄取什么营养的中国足球传媒界，像这样的模仿秀已经足够新鲜与刺激。

　　李玮峰是不是球霸，或者说李毅是不是大帝，在这个时候显得滑稽。而当郭瑞龙的眼泪终于从他曾经自信而坚强的眼眶里涌出时，我们更多地想到不久以前，迟尚斌颓然的眼神怎样从他看来刚强勇敢的五官里，抑制不住地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关于未来的灰暗设想。

　　所以到了现在，已经很难再有人去讨论或者判断谁是谁非了———美德这个东西既然是一种传说，那么正义或者维护正义永远都是相对论的例证而已。而不可否认的是，暴力这种东西具有相当的传染性与遗传特质，当深圳足球大腕们曾经用“暴力”取得了与俱乐部的合作，并将他们同仇敌忾的对手挤出圈外时，俱乐部就应该料到，终有一天会有同样的“斗争”出现在自己与这些球员身上。

　　只不过，已经学会了找准自己正义妆容的球员们，这一次可以更从容地扮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就义者。只不过，有些一直被隐藏着的故事终究会被一点点地掀起，而一旦剥开那些华丽的外衣之后，露出来的是满目疮痍。

　　中国足坛流传着的善良或者耿直，往往都回避了违规行为本身。而最为著名的案例在于力帆俱乐部在结束了与谢晖的旷日持久的官司后，说出来的那句“他不想在

　　当权利被无限扩大后，利益的获取往往越来越难。

　　于是，恶性循环的怪圈将会越转越快，原本可能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尚可制止的行为，最终失控。

　　我无意批评球员的“罢工”行为，因为我至今支持每一个为自己的付出索取回报的个体，只不过每一个站上原告席的球员，都蓄意地掩盖了自己今天遭遇，其实都沾了灰色利益的光。有一位已经退役的球员讪讪地表明过“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当时市场完全不规则，坦率地说我们可以做到坐地起价漫天要价”。

　　不成熟的市场导致不成熟的交易，而当市场越来越规范之后，不成熟的交易者注定会面对市场规则的拘束甚至是惩治。只不过对于始终还无法真正按市场规律办事的中国足坛来说，这种惩治往往会选错对象，或者用错方法。

　　毋庸置疑，当深圳俱乐部第一次开不出工资的时候，那些背着百万千万身家的球员们，是丝毫不会关心俱乐部的经营与运作的。这正像当陈永强被刺陷入生活困境的时候，深圳俱乐部的经营者们，将把更多的关注力转移开去。而当空荡荡的深圳训练场那飞扬的尘土，只能依靠郭瑞龙的眼泪去滋润的时候，足球被抛却在某个酒桌的觥筹交错或者某个包间的轻歌曼舞之外。我很不赞同有些老足球工作者，痛心疾首地称这群罢训的球员没有职业道德，因为我向来反对用“道德”这种形而上的概念去要求真实的从业者。不过我仍然反对他们用这种近乎野蛮的动作，把可以解决的问题复杂化肮脏化低俗化。

　　暴力与非暴力是相对的，对俱乐部而言罢训保持了温柔的态度，可是对于运动生命短暂并必须要靠训练来维持的球员呢？对于交付了自己的支持与关注的球迷呢？对于足球呢？

　　□本报体育评论员孙晓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