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恒亮
对于国人的赌性，曾有名人断言：“东方人赌性大，中国人赌性尤其大。”对于这个论断，我们很容易在生活中找到论据：比如麻将偏偏成为国粹，再比如香港片中处处是赌片。
当足球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关于赌性的话题自然延伸其中。赌球被认为是中超瘫痪的最大毒瘤，尤其是近年来，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某专业体育报曾用“全民皆赌”来形容赌球在国内的猖獗程度：球员赌，教练赌，裁判赌，足协官员赌……在中国足坛，似乎有人的地方就有赌球。不过，赌球其实也是舶来品，为何国内足坛就屡禁不止，难道也是赌性使然？
也许是时代在进步，赌的层次也在提高。如今，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已经上升到了“赌政绩”的高度，在一个2008年奥运会面前，赌注一次比一次大，过去的赌注是停止升降级，现在直接来了个一废三年；级别一次比一次高，过去是中国足协下注，现在成了体育总局下注。怪不得有网友感叹，如果再有比体育总局更高的机构来管理中国足球，天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赌注，是不是要把澳门赌场给包下来？
赌球虽然曾被成为最大毒瘤，如今有了“赌政绩”，估计就要把“最大”让贤了。“豪赌”这类的词汇，通常是跟中国足协联系在一起的，你几时见到将赌球称作豪赌？赌球最多不过是一掷千金而已，所得不过几百万上千万，其后果也就是一场比赛的输赢，最多是一个冠军的归属。而体育总局一下注，就是要押上整个中超联赛，所得是一块奥运奖牌，其后果则是要完全打乱中国足球的现有秩序，将职业化倒退到计划经济时代，怪不得有人形容为“袁世凯复辟”。
赌政绩的高明之处在于，赌球是犯法的，一旦查出来是要身败名裂的，所以必须偷偷摸摸进行，可赌政绩则没有这个风险，大声公布于众又能怎样，要做就光明正大，反正赢了就名垂青史，输了也不过推倒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