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家黄怒波讲述心灵之旅

黄怒波在探险家俱乐部晚宴上。

登顶麦金利峰。

　　大多数人眼中，黄怒波是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新一代儒商的代表；另一些人眼中，他是以骆英为笔名，在绝地写作生命文本的诗人；还有的人更熟悉他为了教育、医疗和生态保护而奔走的身影。

　　黄怒波正在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采访就约在会议举办地的一个餐厅里面，从会场下来的黄怒波，点了一碗刀削面，开始兴致盎然地讲起他在凡人眼中的不凡经历。

　　探险精神折射出民族性格的改变

　　3月16日，黄怒波叩开探险家俱乐部的大门，成为其第一位华人会员。

　　探险家俱乐部成立于1904年，位于纽约曼哈顿东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探险组织。俱乐部拥有很多它为之骄傲的名字：希拉里、海尔达尔、奥尔德林、罗斯福等等。

　　记者问俱乐部的会员中有宇航员、海洋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等等，这些职业历经险境去探求的东西很明确，而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会热爱探险。

　　黄怒波说对新事物的好奇是人类的天性，而且破坏旧规则、建立新规则，不破不立、毁灭性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与探险精神十分契合，做企业也好，探险也好，都是在挑战不确定性。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固化的眼光中总是与克制、内敛、安逸等相关，不太有探险精神，即使有下西洋的郑和也不同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们。黄怒波认为探险精神的突显是社会进步和国家软实力上升的标志。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财力的上升、个人财富的积累才使得商业登山成为可能，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登山热，90年代韩国、日本的登山热，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爱上登山。户外探险是一种精神消费和文化体验，它是在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存的需求得以满足之后才会被追求。

　　探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中国人民族性格的改变，而且它是普世价值的一种，黄怒波说，中国融入世界仅仅有世界500强的企业是不够的，那只是个经济指标，认可并追求共同的价值观念，才是更深度地融入世界。

　　撕裂心灵的诗歌对抗极端工具理性

　　黄怒波是实现了“7+2”的终极登山梦想中的人(“7+2”指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和地球两极点)，全世界仅有15个人实现了这一梦想。这一经历带来的灵感让他完成了诗集《7+2登山日记》这部绝地写作的生命文本。

　　登山时小小的物件也能成为大的负累，一直用笔写作的黄怒波每次登顶都会比其他的登山家多一个笔记本，那是他“生死写作”的载体。著名评论家谢冕说“‘7+2’不仅是身体的抵达，更是心灵和精神的抵达”。黄怒波自己也说，每一次登山都是一次心灵修复之旅，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说人死了，这是一个以极端工具理性为尺度的无信仰的时代， 中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富有，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虑。他说现实世界的犬儒化、世俗化让人无可忍受的时候就会想回到山里去，让人显得极为渺小的高山与极地、撕裂心灵的诗句对他来说，是从滚滚红尘中抽身的寄居地。

　　登山充满了艰险，2009年黄怒波第一次珠峰登顶失败，目睹队友在8700米的高峰逝去，还有一次在南坡遇到的一个俄罗斯小伙子，前天还一起聊天，第二天那小伙子就因为疲惫而永远的沉睡过去。讲到这里，他转头对自己的同事说“帮我准备点巧克力，这次上山我去敬一敬他们”。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于黄怒波不止一次两次，这让他的行走本身像一首诗一样，读起来壮烈满怀。

　　“我希望借冰雪洗净苦难的记忆，在极点能搞清财富的意义”，这是黄怒波的诗句，他的解读是，财富让人有胆、有自由、有安全感、受人尊敬，花掉的钱才是自己的，黄怒波花给自己的钱多数花在了探险上，但要意识到财富是社会的，应该还给社会，当然这其中也没有绝对的无私大义，回馈社会的时候他本身也享受到付出的快感。

　　做慈善与“慈善家”的光环无关

　　黄怒波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慈善榜和教育、医疗、环保等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中，对于“慈善家”这个身份，黄怒波说“这充满光环的头衔是别人封的，我是个简单的人，没那么高尚，不敢谈什么大爱无边。”

　　他说自己对北京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捐赠是因为那是培养过自己的地方，有条件了反哺母校是分内的事情。对于西藏的援助则是因为那里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对它充满了爱与感激。四川地震后，援助一些都江堰的孩子去美国旅行，他说自己小时候最渴望能上一趟北京，对于生活在困境中的孩子，一次旅行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对野生动物的保护，黄怒波也说自己只是尽到了一个地球公民的责任而已。

　　这个月底，黄怒波将再次向珠峰进发，他笑着说“我都跟山神磕头告别了，又忍不住要回去了。”潘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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