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者称7-21北京暴雨时高速收费致拥堵

　　救援亲历者回看“7·21”

　　“尽管在开始时，脱离危险需要很大的体力，但求生首先是一种需要人们开动脑筋的思维训练。这是我们所有训练的基石。”来自《怀斯曼生存手册》的这句话，“7·21”之后，“5885老蒋”和同伴们特别想讲给每一个人听。

　　“老蒋”蒋仪李，42岁，北京人，IT从业者，另一身份是“壹基金志愿救援联盟”总干事。

　　“7·21”那天，他和联盟11名救援队员晚8点多驾车从市区往青龙湖集结，是第一时间出动驰援房山的民间救援力量。其间历经城市干线瘫痪、高速路的拥塞、山区的洪流，一路搜寻过上万、北车营、坨里、韩家沟、山口、黄岩……告急的军校、失联的村庄、自救助人的百姓、不舍守望的互联网……一个不眠夜，前后近18小时。

　　“老蒋”2007年就干公益救援，2008年汶川是“四川省抗震救灾模范”，2010年是“壹基金玉树地震救援队”大队长。志愿救援联盟的网站和体系构想肇始于他。5年下来，联盟已壮大至全国30省市281支救援队，有户外运动、无线电、驾驶爱好者及其他热心公益人士近5000骨干参与。

　　即便如此“资深年广”、做多见多，北京此番一雨伤城，依旧让他各种感慨。

　　球赛、演唱会该不该叫停

　　即使不能用行政权力干涉商业行为，也应该开放公共空间作为避雨或其他意外事件的收容场所，比如球场、体育馆，这一类容量大的地方。

　　“交通瘫痪是北京这种城市雨灾的特点。因为车很多、人很多，水一起来容易乱。”

　　7月23日，“老蒋”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说：“北京最大问题是你很难接近事发地。北京市区的水淤积是一个水窝一个水窝，相当于一个水塘一个水塘。水塘跟水塘之间的运输必须依靠车，尤其冲锋舟这种重型装备，你需要用车拉。所以一旦交通瘫痪起来，在市区我们基本做不了太多的事儿，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谈及“7·21”房山救援之行，“老蒋”最遗憾“如果人手再多一点，再多搜寻四五个村子问题应该不大”。那晚让他最郁闷的是，北京城里有两车救援队员根本到不了集结点，全堵在路上，“北京的交通已经瘫痪到连救援队往外出动都受影响了”。

　　2012年水患严峻，“老蒋”他们志愿救援联盟专门做了针对性演练。“水下救人、转移遇困人员、搜寻失踪人员，这几种是比较典型的水灾会碰到的。从5月开始，我们在湖北、广西、四川都做了演练，还有一站是云南，这不还没来得及做，西双版纳已经出险了。”

　　没想到原本最不典型的北京伤得最重。“有人觉得北京不太会出现这种水的救援问题，因为北京楼都很高，一楼淹了大不了上二楼，不会有遇困的。结果北京稀里糊涂直接搞了一场大的。”

　　所以23日在腾讯、25日在新浪，“老蒋”做微访谈的题目都是：“暴雨来临，我们如何避险、自救、救援？”避险、预警，先于一切。城市管理还有我们自己，都有很多需要学习。

　　“前一天就有预报，我们当时就跟几个救援队队长都打了招呼。想到可能会有交通瘫痪，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当时想的是‘北京都瘫痪过好几回了，大家都知道会有这事儿，又是周六’。像我们就都在家等着。”

　　应不应该关闭球赛、演唱会？“即使你认为商业行为你没权力关闭，这个很正常，你也是对的，那就需要做的是开放那些公共场所，比如球场，体育馆，这一类能够容纳大量人进入的地方，用于大家避雨或者处理这种意外事件发生。商业场所不能开放，至少公共场所你可以开放吧？”

　　至于疏散，“疏散是一个特别不好预判的事儿。事后没事儿你疏散大家也会骂。但我觉得很正常，你就习惯了就好了。天天都会有人抱怨，这帮人抱怨你没疏散，那帮人就会抱怨你事儿多，这实际上是两拨儿人，不是一拨儿人。满足了这拨儿就满足不了那拨儿，你就占一头就行了。这是我的观点。”

　　“说到底，还是提前发通知，然后反复建议大家减少上街的机会比较好。”“老蒋”说。

　　高速路遇险该不该关闭

　　高速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管理制度，路面出问题，应该反馈系统回报到后方，不能像恐龙一样反应迟钝。

　　事实上，“7·21”那天最让救援队崩溃的交通情况出现在高速路上。

　　那晚，绿野救援队队长“海猫”一接到出动通知赶紧从吃饭的地方出来，“那时大概晚上8点多，雨很大，他和绿野队员‘宇宙’徒步从雍和宫顺小街桥那条路往南走，我坐‘马达’开的车往北去跟他会合。然后拉他回家拿装备：绳索、锁具、灯、防雨衣。”

　　那时东三环、东四环已经开始乱了，路边到处都有被遗弃的车。“有点像2008年汶川地震时的成都，一股乱哄哄的气息”。出来上到南四环，老蒋看到一个立交桥桥基的土已经被雨冲塌，知道雨情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以前北京没有这种雨”。

　　之后，主路上开始有被弃的车。越往房山方向走，坏车越多。“我们就在那些车里来回钻。我们那天能够去救援全靠我有一个国际级的司机，他真的很厉害，左绕右绕从那些车缝中间，人家觉得根本不可能开得出去的，他用各种奇怪的我不能描述的方法愣给开出去了。”他说的是玩越野车的“马达”，2007年去马来西亚参加国际雨林大赛遇上发山洪，“马达”参加了当时的国际救援队，还拿回了“丛林汉”奖。“联盟所有带水的救援他都是顾问。”

　　出了北京城区，交通一下子通畅许多，“马达”开始以超过100公里时速飞车。

　　按计划他们这辆指挥车会最先到达现场。结果一路狂奔上到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收费员收完他们高速费后，告诉他们前面堵车了。“我说我们能退回去吗？说你退不回去。问能下去吗？他说不能，而且辅路上更堵。我们亮出救援队的身份，他们表示爱莫能助。没办法，就在那儿堵着。”

　　“海猫”急忙通知另外几组人不要上京港澳高速。后来“宇宙”下车去探情况。“根据‘宇宙’一路向前走一路通过对讲机传回来的消息，其实我们这一段的堵车没什么道理，主要就是收费站坚持收费造成车辆行驶缓慢，之后再出现某些车辆不遵守规则，往前乱钻然后把道路堵死，整个高速路就瘫痪了。”

　　“宇宙”开始以一己之力疏导交通。他告诉每辆车现在我们要前往救援，请大家听他指挥。这种特殊时刻，救援队的概念似乎得到了每个人的尊重，他居然一个人疏导了长达900米的拥堵车辆。堵车的自始至终，“马达”也坚韧不拔地在车阵中各种“钻”，“就这样最后我们也在桥上耽误了两到三个小时。”

　　那天最后终于从长阳出口下高速已是后半夜，“老蒋”他们已经堵得狼狈不堪。“确实他们应该有一个执行的效率，有一个统一的管理制度，哪儿哪儿出问题了，他们应该有一套系统回报到后方，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别再放车进封闭的高速。他们现在等于就不管，也没觉得有问题，惟一知道做的就是坚持收费。这个系统反应异常迟钝，就跟恐龙一样。”

　　失去联络该不该现场探看

　　灾情会导致通讯中断，这时候就必须去现场看一下情况到底怎么样。但在能够联系遇困者的时候，能给遇困者手机省点电就省点电，这很重要，有时候能救命。有时关心是问，有时关心是不问。

　　“7·21”那天，最早把“老蒋”的视线吸引到房山的，是微博上疯转的“房山青龙湖少年军校100多学生被困”。

　　“原帖没写联系方式。我就不断翻跟帖，运气还不错，跟帖里有人留了两个联系电话。还专门说，如果你只是问情况就别打了，如果是救援组织就给他们打一下。结果电话过去，接电话的人声音还是特绝望，‘又来问这事儿，我都说了一万遍了’。”

　　“老蒋”都没问接电话的是学校什么人，“因为当时我只需要知道情况怎么样，我们尽量把话说得简洁。这种时候能给遇困者手机省点电就省点，这很重要，有时候能救命。”

　　夜里12点过，微博上第二条被疯转的消息出来了：“张坊附近的村庄失去联络”；然后是“十渡旅游区失去联络”。微博好像突然反应过来，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房山地区。“从微博的反映看，大概能建立一个房山地区爆发山洪的概念。我们定了下位，最后决定，让我们的先遣队往张坊的方向搜索。”

　　去张坊的路上，发现水灾确实非常严重。从队员们回报来的照片里，能看到汽车被山洪卷走后直冲上墙斜立起来。行至半途，他们先去看了山口村，那也是被传失联的村庄之一。最后发现村口的桥被洪水冲断，但里边的人没什么事儿，基本可算安全。

　　“当时微博上主要消息都是关于‘失去联络’。大部分人的问题都来自于通讯中断，比如基站被山洪冲毁，打不通电话。这时候就必须有人去现场看一下情况到底怎么样。”此前网上传得很凶的还有一个，张坊附近三个村庄五千人被困。后来知道实际上水务的人已经去给他们疏散了。只是因为没有消息大家不知道。

　　后来，他们一路经过了网上风传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地名，上万、北车营村、坨里、韩家沟……每个村都去探察情况。“夜里没法做太多的事儿，因为我们不能判断水的情况，不敢动。一个村怎么都有百十来口子人，那么多人的转移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如果此期间涨水会很危险。只要房子没什么大事儿，最好你就在原地等着”。过程中，“老蒋”一直不停地在发微博，通告哪个哪个村子没事儿。

　　最后在黄院村，因为泄洪道被近几年采石场的废弃渣土填塞，暴雨和洪水一下子直接从村道的主路冲下去，把村子上面和下面分成两块。山上主要都是老人、孩子和一些外地人员，基站也被冲垮，电话打不通，山上成为盲区。

　　溯溪、登山、搜索、通联是救援队的长项。“指南针”的老李把车倒下去，架了一个车台通讯站，“海猫”和“冰镐”带领各自队伍上山，打通路线去搜救。接下来的一幕很电影。山下的村民觉得下来更安全，而山上的村民更想留在山上守着财物。“没有电话，就用对讲机。山口底下围了一群人，说‘我想找谁’，我们用对讲机呼山上的队员‘你去找哪家哪家人’，他们就找到那家人，这边说‘你下不下来’，那边说‘不下来，没事儿’……”担心手持电台功率小，还用了“指南针”老李的车台做人工口语中继站，场面活似电影《手机》开头矿区的大喇叭广播：“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让问一问，今年春节你还回来吗？”

　　碎片化信息该不该传播

　　传播信息也是一种有力量的守望相助。零零碎碎的信息也有价值，信息量足够大的时候，接收信息的人自然能够对这些信息进行甄别。

　　“大家一起，这是我们的城市！”

　　“老蒋”发出这条微博，是22日凌晨4:53在房山。那时，晨曦初露，天将破晓。他们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我自己感觉，这次大家这么自发利用互联网去做信息的传播，这事儿在以前是没有的，没有这么强。以往我们要做一件事，你可能很难去告诉别人。拿2008年汶川地震做例子，我那时候只在我们那个网站上说，信息流动很慢、信息量很小。但现在随便一条消息就很多人转。那天中间我发过一条消息说‘我们在房山，谁有附近的求救信息，可以转告我’，那个消息瞬间就五六百次不停被转，也有人给我们转不同的消息，这样很快我们就找到了下一个目标。我们这次全部救援行动就是依赖这个，我们去房山那边本来消息源就特别少，实际上我都是不停地刷微博在那儿看。”在“老蒋”看来，这也是一种有力量的守望相助，“它就会让我们这些人看到并且决定去做。”

　　“老蒋”的体会是，人的善念和善行，是需要被启发的。“最开始是有一个人说‘我决定把我们家开放了，来的人男女不限’；另外一个人说‘我家周围10公里以内有遇困的，我去救人’。印象中先是这两条被开始转，后来响应的越来越多，大家慢慢意识到‘其实我们可以做这件事’。”还有广渠门桥下那些后来涉水相帮拉车的人，“其实大家都有这个心，他们需要的是组织，需要有人挑一下头，安排一下大家都怎么干。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干，就很难形成一个真正正面的力量。”

　　“老蒋”的印象中，“那天下雨的时候传播的其实都是正面信息，‘我去救人了’、‘我去开车拉人了’，或者说‘哪儿哪儿出事儿了我们需要帮助’，大家都帮忙转。你可以看到没什么真正负面的信息，在那个时候，大家会有一个天然正确的立场。”

　　“所以，碎片化并不可怕，它就是不值钱而已。对于某一类事件它可能恰恰是最有帮助的。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可能就是构成我们城市化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一个好的社会就是要能容忍这种混乱不实，甚至虚假的信息。”“老蒋”说这是他的价值观。“传播是一部分，接收信息的人自己去负甄别判断的责任。干吗别人非得把对的、准的给你？你自己的头脑是干吗的呢？每个人对事物都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信息量足够大的时候，自然会甄别。”

　　你觉得自己很安全吗

　　进到一个建筑物，首先应该阅读的是逃生路线。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貌似很安全的社会已经很久了，大多数人都对危险表现出迟钝。

　　29日上午，“7·21”之后北京第二次天蓝。上午，“老蒋”发了两条微博：

　　“奔赴房山，一路看见不少送爱心物资的。估计今儿得堵车。”

　　“已经到了娄子水村，开始为这里的30多外地人发棉被和衣服。”

　　娄子水，大雨那夜“老蒋”和救援队员因为不认路而错过的村庄。这已经是“7·21”之后他们第二次来到，送救援物资，也帮忙清理小学校的淤泥。

　　路过房山城，曾经“7·21”之夜满目的狼藉恍如一个梦境。“眼见空车越来越多，很多一看就是被水冲下来的，撞在护栏上、撞在一起，冲哪个方向都有。”“老蒋”事后感言：“在北京地界儿看见这么混乱的灾难场景，有种不真实感。”

　　曾经被没顶的生命和无望的哀哭，刻在每个北京人心里。而更远处的北京城，天青云淡，清透阳光下街市太平。

　　“我们有一个朋友是安全专家，每次开会都说‘你们觉得自己很安全吗’，我们说‘还行’，他说‘那现在告诉我，从这儿到门口有多少步？’不知道，谁都不知道，我也经常被他考倒。他说‘你进到一个建筑物，首先应该阅读的是逃生路线。’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习惯。因为一般来说用不到。但一旦用到了，没有就很可怕。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老蒋他们救援联盟做过一个《生存手册》APP，“让大家下载着玩的，装在手机里，我们的想法就让大家没事儿的时候看看，别到事儿来了再去研究怎么自救逃生。”“7·21”之后有出版社开始追着他，想出纸张版的。

　　“从哲学的角度说，人是活在一种赌博状态中，每个人都在赌‘未来不会是这样’，所以我选择另外一个动作。安全可能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个东西。对危险表现出迟钝，大多数人都这样，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貌似很安全的社会已经很久了，这种安全的感觉是社会稳定性的表现，很正常。只是，怎么样才能让‘7·21’的代价不白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考虑的问题。”

　　■供图/蒋仪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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