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泽涛之前，中国短距离游泳并非没有过历史性的突破。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21岁的中国选手蒋丞稷搅动着寒凉的池水，奇迹般地杀入奥运会50米自由泳和100米蝶泳的两项决赛，当时，与蒋丞稷同场竞争的包括一代名将波波夫。蒋丞稷最终位列第四，没能拿到奖牌，但他当时留下的那句话却让人念念不忘：“我要让波波夫知道我，一个来自中国的选手的冲击。”

　　19年后，喀山游泳世锦赛赛场，波波夫以俄罗斯泳协副主席的身份，为22岁的中国选手宁泽涛颁发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这个有些命运色彩的“回响”让宁泽涛激动不已，“他是我的偶像，我小时候自由泳动作就是学的波波夫。”

　　这一幕，被视作中国游泳队在本届游泳世锦赛上最令人遐想的一幕。用体育营销专家张庆的话来说：“这个成绩来得太是时候了。”因为自姚明、李娜、刘翔相继退役，与中国体育“姚刘李”时代接踵的是一个“旧人已去新人未现的明星断档期”，无论从市场的角度还是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角度，都在等待超级明星的出现。而因相貌出众、自亚运会后便人气骤增的宁泽涛，此前正缺乏一个世界级成绩的突破，直到在比赛中最后5米时反超对手率先触壁，这个谦逊、英俊的年轻人便让标志性“偶像”的虚位有了明确的期待。

　　我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偶像”

　　“祝福宁泽涛，我希望我们能携手为中国游泳担起和欧美选手竞争的责任。”说出这句话之前，孙杨承担了中国游泳队在本届世锦赛上几乎所有夺金任务，从200米自由泳距离冠军的0.06秒到中长距离上展现出的绝对实力，孙杨堪称宁泽涛之前最“权威”的泳坛“偶像”。但竞争在悄然浮现，军队运动员宁泽涛低调而自律，这与极具个性的孙杨形成明显反差，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尚修堂曾对媒体表示，“国家队不光是要在池子里相互促进，在队里也要多交流。小宁出来前，孙杨可能在思想上松一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现在队里正能量越来越大，孙杨自然也会受到影响，严格要求自己”。

　　就像任何领域的市场竞争一样，“没有竞争者，领先地位的品牌会缺乏动力。”在张庆看来，宁泽涛的出现会让孙杨对自我定位有所审视，“无论促进自我品牌形象的管理和竞技水平的提升，都有帮助。”这是曾经的孙杨具备雄厚的竞技实力，却未能填补时代“偶像”空白的关键，高压下封闭成长与个性中的叛逆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创造历史后发生碰撞，既撞出了性格鲜明的“孙萌萌”，也撞出了不停在负面新闻与辉煌成绩间徘徊的“孙杨”。他的出现让人们开始反思对新时代体育明星“包容的底线”，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运动员“陌生”的一面。 

　　“中国运动员很难接近。”在世锦赛期间，国际文传电讯社记者日列布佐夫几乎只有在发布会上能与中国运动员对话，在他看来，紧张像一副面具，遮住了大部分中国运动员的真实面貌，“但孙杨不同，感觉特立独行，散发出强大的自信，很有魅力。”这一点，与李娜给外媒的印象十分相似，他们之所以具备成为具有标志性“偶像”的条件，多数在国际主流体育项目中打破了垄断，可随之而来的是在举国体制中成长，却要在世界主流体育领域搏杀的矛盾感。

　　姚明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过最初踏足NBA时的心情，即夹在西方国家眼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国内赋予其“中国梦的代表人物”之间，这让9岁便进入体校的姚明一度感觉到莫名的压力，身处为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NBA，从“光荣与梦想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姚明，最基本的教育正是为国效力，“李宁和郎平是榜样，练球就是希望有一天能进国家队。”而凭着这种信念，他却带着中国人看到了真正的职业体育世界。

　　而这扇窗户的开启，为更多“偶像”的涌现提供了可能性。在著名体育学者易剑东看来，“事实上，以前体育界的偶像更多，十佳运动员评选就是例证。现在恰恰不多，文艺演艺明星占据了优势。因为文化艺术影视界至少市场化、商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程度更高，体育界举国体制限制了运动员偶像价值的传播、维护和增值。”这让如今的中国体育从来不缺乏冠军，但最终称得上“偶像”的相对有限。“可这不意味着过去没有全民偶像，体操、女排、乒乓球等，都有不同量级影响力的明星存在。”只是随着时代发展，“偶像”的作用除了提振民族自信，更多又体现在“推动项目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对时代发展中体育地位以及体育对人们生活方式影响等方面能发挥巨大作用”。

　　这种变化在宁泽涛夺得冠军后舆论的集体狂欢中得到突出体现，关注其外貌、身材的话题甚至超越其“亚洲第一人”的成绩，民众的消费焦点让张庆感受到“体育在国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在变化，对应偶像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过往要求体育明星为国争光，而现在则延伸到影响民众生活的范畴，即感官上的、谈资话题性上的影响力，这种变化正是体育从高到低，落回凡间的一种表现。”

　　偶像何时才能卸下沉重“包袱”

　　还有一点与前辈不同，宁泽涛的“偶像”地位在去年亚运会后已经奠定，出色的成绩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个“颜值爆表”的运动员，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传播早已让宁泽涛具备了相当人气。他曾通过3件事发现自己“红了”——“微博粉丝一夜间由1万变成60万；去逛免税店被围观，最终只能落荒而逃；去接受媒体采访，所有人都在鼓掌。”而这种待遇，2004年的刘翔、2008年的林丹、2012年的孙杨都曾有过，但他们“红”的表现，更多是从产生决定性成绩的一刻才开始。

　　在易剑东看来，快速消费文化流行的当下，文艺明星偶像的扩散，“令体育明星也逐渐被颜值化了”，但体育明星永远需要靠赛场上的表现来维持偶像价值。因此，即便宁泽涛在创造历史后，在50米自由泳比赛中小组垫底未进决赛被视作“世界上最能被容忍的失利”，但竞技状态能否持续，甚至里约奥运会能否再创辉煌，都会成为影响宁泽涛商业价值及个人品牌效应的关键。

　　“基本可以判断宁泽涛为新一代巨星，但他明年在里约的表现会有很大影响，且其体制内和军人的身份具有特殊性，可能会限制到他的商业价值开发，甚至出现有价无市或者低频次商业应用的可能。”张庆表示，体育“偶像”更讲求持续性，“与文艺明星不同，要靠硬实力，所以宁泽涛的未来还有待观察。”

　　但竞技水平始终逃不开“最终走向衰败”的规律，想保持稳定并非易事。在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19岁的叶诗文交出最后一个答卷——400米女子个人混合游泳预赛小组第八名，这个连决赛都未能挺进的名次，甚至比主项200米混合游泳决赛第八的成绩更尴尬。而叶诗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承，“从2013年之后，我就没有伦敦奥运会时那么敢冲敢拼了，当时起得太高，遇到低谷情绪就会产生波动。”而这一心态，令这个在伦敦奥运会上震惊世界的姑娘自巴塞罗那世锦赛至今，一直未能找到平衡。

　　她曾经也像宁泽涛一样面对过“一夜爆红”，起初网络上的溢美之词让她充满信心，但随着成绩跌宕，不堪的揣测和诋毁也出现在她的视野，“一开始没有适应，会比较在意，但后来无论好坏，我都不去想，不去看了。”

　　这种来自舆论的伤害与“偶像”的高度往往成正比，作为早期的国民“偶像”，李宁有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失利后被万众唾骂的经历，而这与他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过3金2银1铜的辉煌战绩有直接关联。吊环失误、鞍马落马，即便微笑着面对镜头，但“兵败汉城”还是成为李宁运动生涯最让人难忘的注解。而刘翔被“捧杀”和“棒杀”的辉煌与两次退赛，也正是时代更迭后“包袱”依然沉重的写照。

　　“李宁时代，需要创造更好的竞技表现，不管过程怎样，更加关注结果，少了更多同理心和体谅，人性化的东西比较少。”在张庆看来，不同时代的偶像“包袱”不同，而对刘翔的态度其实有所变化，“对刘翔，从最初对竞技要求的失望到后来人民想知道真相，这是人们从对结果关注到更在意过程的变化。”但无论“包袱”的表现如何，“背后都有巨大期待产生的压力。”

　　在易剑东看来，“偶像包袱太重可能是因为崇拜者的单一、偏执乃至无知导致的。真正深刻理解项目发展规律，运动员职业特殊规律的人，就不会要求过高。然而，如果大家都专业，理性，就不会有所谓偶像了。”因此，中国迫切需要提升全社会的“体育素养”，才能孕育理性的体育文化，优秀运动员才能健康科学地成长，可惜，“即便宁泽涛在奥运会上也拿到冠军，但他也无法避免刘翔遭遇的社会压力，因为我们的时代环境没有质的提升。”

　　本报喀山8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