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仁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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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知道我的那句座右铭：我可以不说真话，但决不说假话。

　　这是2002年我在“大郅事件”过程中的感悟，一直以此鞭策自己。

　　但这句话是有背景和前提的，那就是赵瑜。

　　今天晚上，我看到了赵瑜那部著名的《马家军日记》当中遗失的一章《药魔重创马家军》，仿佛昨天就在眼前。这部长篇新闻调查是在1998年登在《中国作家》上的，我买了以后爱不释手，但总觉得意犹未尽。当时我在中国体育报当记者，一位老资格的领导跟我说，这篇调查删掉了最重要的一章，讲兴奋剂的，他看过了，非常震憾。

　　即使没有这一章，这篇新闻调查（当时称为“报告文学”）也令我震憾。我是学新闻的，又在国家体委（现在的体育总局）机关报当记者，所以对马家军有所了解。但是读不到赵瑜的全文，总觉得太遗憾。

　　我是1992年进《 中国体育报》，1994年被派去采访广岛亚运会。当时马家军非常火，他们在1993年斯图加特世界田径锦标赛上破了不少世界纪录，拿了多块金牌回来。但是亚运会前，马家军受到了国外体育界的空前质疑。作为机关报记者，我有机会列席参加亚运会前的“金牌汇报会”，当时的一司的一位女干部在会上说，马家军的金牌有问题，是XXX通过什么单位给他们提供EPO，他们不能去参加亚运会。

　　要知道当时国际上给中国的压力非常大，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政府鼓励甚至安排运动员吃兴奋剂，这个锅就扣在国家体委头上。结果，那年的亚运会马家军就没有去，但中国游泳队大面积被查出兴奋剂，金牌取消，中国人的脸可丢大了。

　　我记得就是从那年开始，国家体委成立了自己的兴奋剂检测中心，不等国际田联国际泳联查，自己就开始查，查了不一定公布，但国际大赛肯定参加不了。

　　1998年，我买到了那本《中国作家》，但没有最重要的一章。

　　赵瑜，山西人，我不认识他，但他是我最佩服的体育新闻作者——我没有写“记者”，是因为他根本不是记者。他曾当过山西省的自行车运动员，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后写过《兵败汉城》、《强国梦》两篇“报告文学”。他骑着自行车到体育馆西路，进国家体委，天天缠着体委干部——其中包括主任张彩珍——最后写出了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真相，然后在《强国梦》里第一次对“举国体制”、“奥运战略”提出质疑。他是第一个指出“全民健身是中国体育方向”的体育新闻作者。

　　上世纪80年代孕育出很多文学青年，赵瑜应该是其中之一，所不同的是他当过自行车运动员。山西是中国的自行车运动大省——并不是说山西人骑自行车多厉害，而是说在全运会、亚运会上，山西的自行车运动员金牌拿得最多。但自行车运动也是中国的兴奋剂重灾区。

　　也是在1994年，我作为机关报记者，有很多便利下运动队，以准备亚运会的采访。自行车是我当时的项目，所以我和运动员搞得很熟。自行车在奥运会上拿不了金牌，所以不设国家队，只设集训队，当年的全国冠军教练出任集训队主教练。于是矛盾也就产生了，因为队员来自全国，每个单项金牌只有一块，主教练就照顾自己的队员。

　　在广岛，一次公路自行车赛结束后，我跟一位队员聊天，她跟我吐苦水，说教练怎么偏心眼，集训的时候带自己的队员上五台山（高原训练）“熬药”，其他人抛在山下。她说，好多自行车运动员都打针，没钱的打不起针，就吃“大力补”，也就是最原始的类固醇。我不可能把这些写出来。

　　打针，就是摄入EPO（红细胞携氧增强剂）。赵瑜在四年后的报告文学中提到了这个名字，我在体委的会议上第一次听到。

　　在赵瑜的报告文学刊出前，我在1995年去瑞典哥德堡采访了世界田径锦标赛。那一次，马家军同样被国家体委集体封杀，去参加女子中长跑比赛的是另一个省的队员，名次一般。那年，中国代表团只有黄志红获得一枚女子铅球银牌。

　　国家体委很多干部都知道马家军的事，尤其是田径处的人，但没有人写出来，那个时候也没有社交媒体，所以连蛛丝马迹都没有。这个事，辽宁体委最清楚，但只有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为了国家的荣誉，中国人的脸面，国家体委毫不留情地在连续两届大赛封杀了马家军。

　　将近18年以后，《马家军调查》被删去的一章终于“解密”。当事人早已天各一方，也不会有谁追究谁的责任。但我回顾当年那些事，更觉得赵瑜的勇气之可贵。他的作品刊出后，马俊仁还和他打过官司，最后庭外和解，不过打官司的内容是关于“鳖精”，并非这删去的一章。

　　直面真相的勇气，来自一个曾经的自行车运动员，因此18年来我对这遗落的一章念念不忘。如果你读到这篇文章，如果你现在或曾经是一个体育记者，问一下你自己，与赵瑜相比，你的良心，安或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