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十运有贵恙 中国体育被全运之疾所累？

10月15日，因此前的“假摔”，十运会女子柔道78公斤以上级决赛在南京进行重赛，孙福明(图中跪者)再次败给闫思睿。有评论者认为，孙福明只要还在这个圈子里混，就只能败 CFP／图 查看全部体育图片 循环图片

　　□本报记者　关军

　　10月23日，第十届全国运动会在江苏南京落幕。体育评论员五元走出闭幕式现场，“仿佛站到了剧场门外”。

　　全运会的最后阶段，人们在赞叹刘翔的巨星光环、东道主的金牌奇迹的同时，也对

那些直接伤害到体育精神的事件多有忧虑。

　　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这是十运会的口号，在南京、苏州等地，江苏人首次操办体育盛会的兴奋随处可见。但是坐进体育场馆里观看比赛的人们觉得，眼前的某些比赛他们看不懂。

　　在江苏吴江赛区，10月15日，

　　十运会拳击比赛在10月12日开幕式前即已举行，弃权场面同样令人愕然。由于拳击项目放弃比赛的方式是特殊的抛白毛巾，有人形容拳击台上白毛巾满天飞。熟悉内情的人说，多数拳手是钻了“协议交流”的积分漏洞，事先就“商定”了比赛结果。

　　而早在拳击比赛开始前，浙江一位颇有夺金实力的选手突然神秘消失，人们怀疑这是变相“弃权”。

　　一位体育官员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说本届全运会有什么区别以往的特征，那就是赛场不正之风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

　　运动会中的不和谐音

　　“国内练兵，一致对外”，这句带有几分时代烙印的口号，是全运会的出发点，也应该是它的主旋律。全运会实际呈现的态势，一度与“国内练兵”恰恰相反，近几届又出现了一些不需要真刀真枪的消极比赛，直到本届升级为大量出现的放弃比赛。一位国家队老教练说：“现在连‘练兵’都成为奢求了。”

　　全运会艺术体操比赛中，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曾偶然听到两个队队医的对话，说是金牌早就“内定”给了某某，比赛结果果然被他们言中。随后，就发生了中国艺术体操一号人物钟玲指责比赛不公进而退出国家队的新闻。

　　十运会最轰动性的比赛，来自柔道赛场的涉嫌“假摔”事件，先是来自山东的解放军队选手魏向军仅用1秒就轻松战胜一名山东选手。“双计分制”弊端尽现。稍后发生了“孙福明事件”，伴随奥运冠军的庞大身躯一起轰然倒下的，还有公众对于全运会比赛的信任。

　　类似现象的集中出现，正加剧全运会久已有之的公信力危机。10月12日全运会开幕当天，在新浪网关于全运会看点的网民调查中，选择“赛场不正常现象”和“无聊比赛不关心”的占到38%，到了10月18日，比例上升到43%，而在TOM网上，这一数字更是高达56%。

　　十运会期间，新华社每天的比赛综述几乎都要用大量篇幅点评赛场不正常现象。10月15日，新华社更是播发了记者联合署名的评论——《全运会身患疑难杂症》。

　　即便是放在举国体育体制和奥运争光计划的使命下去考量，全运会显然也在逐渐背离它的初始目标。因急功近利而带来的老将临时复出、滥服兴奋剂、“内定”比赛结果、青少年训练成人化等现象，都对我国体育人才的培养构成了直接的损害。

　　2001年的九运会上，名不见经传的15岁游泳选手张良连夺3项冠军，其中两项还是当年世界最好成绩，石破天惊式的爆发使她当选为“九运之星”，然而这位小将随后在国内赛场几乎销声匿迹，成为全运历史上最著名、最蹊跷的“流星”。九运会结束不久，中国游泳队曾征召浙江的几位游泳选手参加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浙江方面当即质疑：为什么不派全运会上某些夺金牌、破纪录的选手代表中国？

　　也是在那届全运会上，浙江游泳名将罗雪娟夺冠后的感言振聋发聩：“这池水是脏的，而我是干净出来的！”

　　在全运会上，举重、游泳、田径等项目破世界纪录如拾草芥。有行家打趣说，要是把全运成绩都拿到奥运会上去，或许我们的金牌数早就超过美国了。

　　地方利益的争夺很多时候直接威胁到了国家体育的利益。在全运会之前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很多队员为了保证全运会的状态而出工不出力。国家田管中心主任冯树勇将其痛斥为“为省争光凌驾于为国争光”。

　　为了避免各地方的短期行为，全运会从第七届开始由奥运前一年举办改到奥运次年，奥运奖牌也计入全运会，而且后来“加码”到奥运一牌抵全运两牌。这些举措为体育总局的奥运争光计划提供了更多保证，但却无法解决全运体制自身的积重难返的问题。

　　十运会的参赛者普遍认可一种说法———体育总局对兴奋剂的管理力度已经显现成效。但不公平比赛的方式远非兴奋剂一种，在其他更难掌控的领域，国家体育总局的管理常感力不从心。

　　谁在支撑全运体制

　　每届的全运会尘埃落定，总有几位未满正常任期的地方体育局长因成绩不佳而去职。1987年广州举行的六运会上，西北某省金牌颗粒无收，其体育局长还未及率队返回，即被宣布免去职务。

　　压力如此巨大，却很难听到任何一位在位的地方体育官员对全运体制有所质疑。上届全运会上，身为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陈培德曾听到另一位体育局长的“肺腑之言”：“假如没有了全运会，我们体育局将什么都不是！”

　　没有了全运会，体育局的工作就得不到上级重视，无法得到地方财政的大量拨款———曾经身为局内人的陈培德对那位体育局长的感慨做出如是解读。

　　也有人更尖锐地指出，某些人极力维护全运体制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背后有着惊人的“全运腐败”。《经济观察报》评论员认为，“公共财政支出往往低效率而多寻租空间”，建议对全运会动辄几十亿、几百亿的资金投入进行审计。

　　还有学者评论，全运会扭曲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宗旨，对于体育官员和体育政绩，同样需要像其他领域一样树立科学发展观。

　　1990年底初期，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的谢琼桓曾主持起草了一份“各省市区体育工作评价体系”，希望改变单一的以全运会成绩为指标的体育评价模式。这份报告几易其稿，终因“操作难度太大”而胎死腹中。

　　曾长期在中国体育界担任要职的魏纪中说，今年他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体育官员，都在大谈“全运年”的指标。谈到全运会的出路，魏纪中在承认全运体制确实存在诸多漏洞的同时，并不主张取消全运会：“我不赞同先破后立，而是要先立后破，逐步改良。”

　　而另一个更深层的、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国家体育总局并不是下一级体育机构的行政领导机关，各地方的体育官员事实上只对当地政府负责，其业绩考核与升迁也由当地党委、政府决定。换言之，要调动地方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全运会是目前体育总局能够拿出的惟一有效的利益驱动机制。

　　又一轮全运会存废之争

　　早在1997年的上海八运会，这项盛大赛事的“疑难杂症”就开始凸显。八运会尚未结束，一些学者、记者甚至体育人就开始了关于全运会存废问题的争论。此后每逢“全运年”，取消全运会的呼声就成为一股声势强大的舆论漩流。

　　一个鲜为人知的举措是，早在1998年的全国“两会”上，身为体育界元老级人物的祝嘉铭、楼大鹏、张燮林等政协委员就联合提交提案：建议取消四年一次的全国运动会，“全运会是前苏联体育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依靠国家的大量拨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当前，在世界上举办这种类型的国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国家已不多了。”

　　国家体育总局在随后的答复中，强调了中国运动员为国争光，全运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不过，这份回复并没有论证中国体育运动成就与全运战略间的必然联系。陈培德也质疑说：“其他世界体育强国不依靠全运战略，不也取得成功吗？我们没理由说全运会是我国惟一可行的体育发展道路。”

　　今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表示：“马上把全运会取消了可能弊大于利。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全运会的改革问题，而不是取消的问题。”人们注意到，张发强强调的全运会不宜“马上”取消，其中似有可玩味之处。

　　同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回答对全运会的批评时再次表示，我国竞技体育一直以来高速发展，在奥运会摘得多枚金牌，都离不开我们的举国体制。举国体制是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良好结合，而全运会是举国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个人认为，全运会仍有办下去的必要。”他还否认全运会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事实上，这样的争论很少获得正面交锋的机会。“保留派”中很多是体育系统的官员、学者，而“取消”的声音多数来自媒体和民间。

　　十运会期间，许多记者、学者要么提出全运会要“救亡”，要么明确提出废止全运会，在各大网站上，每一条不正常比赛的报道下面的网友评论，“取消全运会”的呼声都会得到广泛响应。

　　很显然，无论是赞同保留还是取消，没有人否认一点——目前的全运会存在危机，必须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抉择。

　　全运会的存废之争，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的暴露，舆论的天平上似乎在发生着某种倾斜。

　　绝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体育官员、记者都承认，国家体育总局已经认识到近几届全运会出现的不和谐现象，在整治赛风赛纪、协调局部与全局利益方面做出许多努力。

　　谢琼桓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全运会的利弊得失，而是要借此契机重新审视我们的体育战略，提倡更健康、科学的体育观。

　　“国际奥委会主席提出奥林匹克口号中应该加入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这同样也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谢琼桓告诉本报记者。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应该会在2008年奥运会上达到新的高度，“会当凌绝顶”之后，中国体育的新思维与新方向或可期待。

　　全运会四十六年运程

　　□本报记者　许峰

　　全运会的时代烙印

　　195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奥委会断交，国际上所有奥运项目的比赛中国都无法参加，全运会就是这种特定时期的产物。13个月后，1959年9月，首届全运会在北京举办。

　　起初全运会并没有严格的年限规定，第二届全运会于1965年举办，而第三届则是时隔10年后的1975年。“从第三届开始才有4年一届的年限。”中国体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军介绍。

　　五运会第一次移到北京之外的上海举办。从第六届开始的设想是，以后每个省轮流办一次，于是当时六运会的承办城市广州的口号就是：办好百年一遇的盛会。

　　但考虑到各地的承受能力，为充分利用现有体育设施，便又更改为只在京、沪、穗三市间举办。

　　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经济全速腾飞，东部经济较发达省份也开始有实力承办全运会。而且，国家重“奥运战略”，地方搞“全运战略”，全运会的金牌更能展现地方荣誉与利益。一些省份开始主动提出办全运会。

　　于是，全运会的举办方式再次调整。2001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取消全国运动会由北京、上海、广东轮流举办限制的函》。举办地限制取消后，江苏、辽宁、浙江、湖北、陕西5省正式提出申办十运会。

　　中国体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军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一、二、三、四、七届在北京举办外，其他几届的全运会都是东道主的金牌数排名第一。这也折射出全运会作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上重要一环的特有魅力。

　　举国体制的不仅仅是全运会。1980年代，我国恢复和创办全国性运动会出现高潮。一度中断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复苏，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和全国农民运动会先后问世。城市运动会是最后一个推出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

　　体育理念的流变

　　追溯新中国体育史，会发现建国之初采用的，并不是现在这种源自苏联的体育制度。

　　当时的全民体育运动风起云涌，上海、武汉、广州、青岛等地纷纷举办普通百姓参加的“市民体育大会”、“女子体育大会”，北京召开的体育大会干脆就叫“人民体育大会”。

　　一件似乎是偶然的事情，促成了国家体育委员会的成立，并迅速改变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促使体育与为国争光紧密相联。

　　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参加了，中国也在仓促间组队参加。结果苏联团体总分和美国并列第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也都不错，相形之下，中国代表团倍感震撼。

　　中国代表团考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后发现，这些国家都有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于是回国后立即向中央打报告，提出成立国家体委。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国家出钱办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开始确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上严重孤立，经济上隔绝，军事上准备斗争，体育几乎成为冲破这一重围的惟一突破口。”北京体育大学易建东副教授说。

　　1970年代初期，中美乒乓外交的成功，促成体育成为最重要的对外交往路径。“当时运动员出国最方便，时间最长。从南斯拉夫打到拉丁美洲，有些运动队一出去比赛就是半年。”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王军介绍，当时提出的新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979年重返奥运体育大家庭后，中国代表团在国际赛场上成绩不佳，教练们抱怨队员“习惯了友谊赛，技术生疏了”。

　　重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体育界无比焦虑，竞技体育的发动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急速开动了。

　　1980年左右，国家体委的各运动队为了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上出成绩，开始了分金牌“指标”的尝试。很快这一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采纳。

　　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政绩和升迁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的成绩连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

　　竞技体育成绩发展到极致的同时，体育部门自身也意识到单纯竞技体育的弊端。

　　到了1990年代，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提出了“生活化、普遍化、法制化、社会化、市场化”等体育方针。但是，“整个体育体制、整个社会对体育的认识和期待，都不支持你花过多的力气去抓群众体育。”《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主要起草人董新光也承认，目前公共体育设施严重欠缺，群众体育事业费占体育事业费比例过低，很多地方体育部门对到2010年实现基本建成全民健身体系已经很少提及。

　　北京体育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本报记者，现在谈由为国争光的竞技体育向全民体育回归还言之过早，面对公众对2008年奥运会夺金目标的现实期待，国家没有理由对举国体制作出任何大的改变。

　　舆论普遍认为，2008年以后，中国将改革体育体制、推进全民体育，使体育真正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