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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运会元帅亲自定伙食 学生成主力成绩放"卫星"


http://sports.sina.com.cn 2005年10月08日18:23 城市快报
首届全运会元帅亲自定伙食学生成主力成绩放"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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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 1959年9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彩旗飘扬,鼓乐喧天。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场内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在这一天拉开了帷幕。当天下午3时,“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场,场内座无虚席,体育场24个门外都被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主席台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带微笑,频频向运动员招手,这个时刻场内沸腾了,一些运动员激动得流下热泪。

  文并摄影 记者 黄卫 资料翻拍 杜建雄

  城市快报

  学生大军成主力

  谈起当年的往事,谷丙夫、杨晓兰老两口有说不完的话,两位老人都是原国家体委离休干部。1959年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举行时,一个负责全运会的宣传工作,一个负责大会简报文稿。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两位老人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

  转眼间,距离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已经有46个年头了。当年参加全运会的第一代运动员已经成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谷丙夫回忆说:“当时正值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大庆,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对于十年大庆的准备和形式都寄予了极高的期望。1958年下半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提出举办新中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作为体育健儿们对祖国十年大庆的献礼。方案得到批准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积极准备,共有10658名运动员参加。”

  “那时去参加全运会是经过层层选拔挑出来的。”谷丙夫说。第一届全运会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高水平运动会,各地好手聚集北京赛场。然而,这些人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专业队运动员。“新中国成立后,各地还没有专业队,绝大多数的运动员都是各个学校的学生。第一届全运会选手的平均年龄只有21岁,是此后历届运动会中年龄最小的。”

  全运会上放“卫星”

  在中国体育博物馆档案室中,存放着一本工作日志。其中密密麻麻记录着多次筹备会的情形。筹委会主任贺龙、副主任黄中等体委领导对这届大会的安排、指示、期望和担心,在字里行间依稀可见。其中,体委领导操心最多的,就是在这届运动会上,体育健儿能不能放出“卫星”!

  谷丙夫说,“体育健儿能不能放出‘卫星’是指能不能打破世界纪录,‘放卫星’是当时流行的语言,不单单体育界,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使得浮夸风在各行业蔓延,一亩产上万斤水稻已经都不算‘大卫星’了。但是,体育成绩却不是‘放卫星’能够令人信服的,该多少就是多少,秒表量尺在那摆着呢。”

  体委领导并没有过多的要求,只要能够打破几项世界纪录,就算是‘放卫星’了,也好和别的行业有个比较。在多次筹备会上,体委领导们担心,如果运动员没发挥好,没打破世界纪录怎么办?去年(1957年)打破过世界纪录的运动员成绩退步了怎么办,在报道上怎么处理呢?

  不过,运动员的拼搏努力让体委领导们松了一口气,这届运动会共有7名运动员4次打破游泳、跳伞、射击、航空模型4项世界纪录:穆祥雄以1分11秒1的成绩打破男子100米蛙泳世界纪录;郭新娥、梅严、张景文以平均距靶心5米11的成绩打破女子1000米集体定点跳伞世界纪录(一年前,她们还不知跳伞为何物);陈蓉以589环的成绩打破女子自选小口径步枪50米和100米各30发卧射世界纪录;赵嘉桢、王永熙以1260米的成绩打破活塞式

发动机无线电操纵飞机模型飞行高度世界纪录。

  元帅安排吃住行

  在第一届全运会的预算中,全部赛会的费用共计600万元。由于没能找到最后的财务账目,姑且将它算作全部的费用吧。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根据谷丙夫的回忆,这一届运动会的费用没有超标。

  作为当时体委研究室的干部,各种会议和大会简报,如雪片般在杨晓兰手中流过。“当时,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了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1958年‘大跃进’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得物资供应捉襟见肘。贺龙元帅亲自坐镇,指挥后勤部门的同志到各个地方联络,保证运动员吃好住好。为了保证充足的营养,贺龙等领导将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的伙食标准定为每人每天1.3元,工作人员为每人每天8角钱。”

  1.3元能够给运动员提供什么呢?那年月,1角钱就可以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两个油饼,一块烧饼和一碗豆汁儿,4角钱可以保证一日三餐有菜有肉。1.3元一天的伙食标准相当于三个人一天的饭费,这在当时的待遇可是非常高了!伙食标准决定了,住宿问题又来了。1万多人来到北京,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旅店呢?

  “当时恐怕所有的旅店都住满了运动员。”杨晓兰说,“尽管北京有一些饭店、宾馆,但价格使运动员无法入住。贺龙就安排工作人员到各个旅店联系,尽量腾出干净的空房让运动员住。每天乘专车(部队支援的卡车和少数大客车)前往比赛场。通过我们的努力,没有一个运动员抱怨住宿条件不好。”

  和运动员的待遇相比,当时裁判员们的待遇就有些“偏低”了。裁判们只有少额的补助,而且服装还要自备。谷丙夫说:“这样做一来是从节约经费上考虑,二来也是因为裁判员都是从各个单位请来的,是兼职。别看待遇不高,可裁判们在比赛场上照样尽心尽力,表现出极高的职业水准。这也是新中国全运会的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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