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干事出任奥林匹克代表 "我能比"喊出国人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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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7月28日下午2时，荷兰阿姆斯特丹城。一场举世瞩目的体育运动大会———第九届世界运动大会(即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激昂雄壮的军乐声中，随着来自世界45个国家选手的入场，缓缓拉开了大幕。贵宾席上，中国的两位代表：中国驻荷兰公使罗忠诒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干事宋如海夹杂在来宾当中，深深为现场的气氛所感动。各国运动员进场时队伍整齐，观众们报以热烈掌声欢呼，最令人激动的是，每支队伍进场时观众们齐声高呼的该国国名，更让两位中国代表心情难以平静。宋如海一边用心观看每一个入场细节，嘴中一边

叨念着：“olympiade,olympiade,奥林匹亚，我能比呀！”

　　记者 黄卫 翻拍 杜建雄

　　城市快报

　　临时指派

　　名誉干事当代表

　　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展到第九届的时候，其影响力已经与刚开始的几届不可同日而语。世界各体育强国，纷纷将目标对准了奥林匹克运动的项目。远在亚洲的中国，尽管还处在动荡的年月，但体育的发展也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将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拉得更近。

　　然而，作为民间体育组织，体育协进会并没有官方定期的拨款支持，几乎所有的比赛，都是靠筹款来进行。1928年的奥运会在荷兰开幕前，体育协进会收到大会邀请，邀请中国体育界派代表出席这届大会观礼。但是，此时的中国财力匮乏，政府哪有钱给一个民间体育组织出洋观礼。在一番斟酌之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几位首脑作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

　　全国体育协进会向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去的祝贺电报道出了自己的态度：中国以至诚之意，恭祝第九届世界运动大会成功。体育协进会的头号领导人、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王正廷，又致电中国驻荷兰公使罗忠诒，请他出面以中国正式代表的名义，出席大会典礼。同时，王正廷又致电正在美国考察国民体育教育的宋如海，请他以副代表的名义出席大会，并考察各国运动水平。就这样，一场因财政拮据而导致的尴尬因此化解。

　　欧洲小城

　　奥运精神的震撼

　　刚刚从美国到达阿姆斯特丹的宋如海，立即被这个城市体现的奥运精神所震撼。在举行该届比赛的650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居民靠捕鱼为生。这个居于欧洲西北部临海的国家，地势比海平面还要低许多，因此只能靠防波堤来抵御海潮的侵袭。

　　位于阿姆斯特丹城南的奥林匹克运动场，环境幽雅、空气清新，电车、汽车直通赛场，交通极为便利。但在举行比赛的3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泥泞难行的沼泽，没有一块像样的平地。经大会组织者的艰苦努力，终于以浩大的造地工程完成了地基部分，仅砂石料就用去27万立方米。随后，一座容纳4万人的体育场拔地而起。体育场内的运动员休息室、淋浴室、办公室、新闻发布室、电报、电话、照相馆、医疗室、消防设备应有尽有。体育场四周，露天游泳池、比赛馆环列左右。以当时的水平，宋如海评价为：“全欧之冠”。

　　“全欧之冠”来得并不容易，所有的建筑费共花去了200万元荷兰币，用当时中国货币换算约折合180万大洋。令宋如海震惊的并不完全是荷兰赛场的雄伟、工程的浩大，重要的是他看到的这笔巨款的来源：“此项巨款，均由荷人乐捐而来，荷政府并未津贴分文。荷兰全国人口七百万，能于数星期内集此巨款，筑成此独一无二之运动场，可知荷人之嗜好运动与其爱国心焉。”

　　人山人海的赛场与运动员迸发出的体育精神，让宋如海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但从他眼中看到的举国办奥运的举动，更让他感到体育比赛激发出的另一种精神。1930年，宋如海根据在这届奥运会上所见所闻，以及考察感想出版的《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中，宋如海这样解释了“我能比呀”的来历，恐怕这也是他对于体育比赛精神的感受：“‘olympiade’原系古希腊运动会之名称，世界运动大会仍沿用之。‘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与此项之比赛。但凡各事皆需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

　　体育活动家

　　华中运动提倡者

　　如果不是宋如海参加了荷兰的那届奥运会，他的名字恐怕不会受到全国的关注。但作为一名体育活动家，宋如海的确为当时华中一带的体育活动开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武汉基督教青年会主任干事孙晓兵介绍，宋如海(1890-1958)是安徽怀宁人，基督教徒。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于1916年任武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1921年升为总干事。1928年任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现江岸区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总干事，1951年离职。他在武汉地区宣传和组织一系列群众体育运动，为武汉现代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孙晓兵说，宋如海自从1916年任青年会干事以后，积极在武昌各高、中等学校呼吁重视体育活动，提倡设置体育课程，同时在会所内举办各种体育活动。当时，全市还没有联合性的体育组织，武昌青年会实际上起到了联合体育组织的作用。此后，宋如海一直是活跃在武汉，甚至全国体育界的重要人物。

　　1923年3月，华中四省代表集中武昌，成立华中体育联合会，这是华中地区最早的一个体育组织，联合会会址设在中山公园，并推选宋如海主持日常事务，同时商定当年5月在武昌举行第一届华中运动会。接着，宋如海等人又与当时的军阀政府交涉，将前陆军小学地址修建设为省公立公共体育场(即今日武昌体育场)，1924年5月20日-24日在这里举行了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关于这次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宋如海在193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道：“第三次运动大会，打破了十年的沉寂，于1924年在湖北武昌举行了。这次运动会，是由武昌青年会担负了领导责任。在这次大会上，一切现代运动比赛都有了，如田径赛、足球、篮球、网球、棒球，中国拳术、童子军未在内。”由此可见，第三次全运会在武昌的举行，标志着武汉的体育运动已经由20多年前的少数贵族的娱乐活动走向大规模的团体之间的运动竞赛。特别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裁判工作全部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应当说，是宋如海以及由他领导的武昌青年会起到十分重要的组织作用。在运动会期间，汉口青年会体育部还配合宋如海等人出版了《全国运动大会特刊》，保存了极为珍贵的体育史料。

　　我能比呀

　　中国需要参与

　　在阿姆斯特丹的奥运会上，宋如海同时感受到了世界体育运动的日新月异。本届奥运会共创造了8项奥运会纪录、4项世界纪录。比赛场上的风云变幻与紧张激烈的竞争，让宋如海感到中国参与的必要。

　　在45个参赛国家中，仅有33个国家有比赛得分，除美国、芬兰、德国等当时的体育强国外。让宋如海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近邻日本竟然排名第十七位，得分11分。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日本织田干雄在男子三级跳远中率先夺冠，成为日本，也是亚洲第一个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的运动员。鹤田义行在男子200米蛙泳中为日本夺得第一块奥运游泳金牌。人见绢枝在800米跑中获得亚军，成为亚洲第一个获得奥运奖牌的女选手。

　　最令宋如海感到尴尬的是，在日本选手打破世界纪录后，只要宋如海与罗忠诒出席各种会议与宴会，外国人见了都祝贺“他们国家”的选手打破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原来，外国人把宋如海当成日本人了。

　　8月2日下午6点，罗忠诒和宋如海代表中国参加了由国际奥委会主持召开的远东各国代表会议。会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长雷颂(拉杜尔)向中国两位代表发出邀请，请中国代表在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时，争取派遣体育代表团赴会。而8月9日由美国奥运委员会与荷兰奥运委员会举行的招待宴会上，美国奥运委员会委员长马克将军又一次向中国代表发出邀请，邀请中国参加下届奥运会(即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

　　男女平等

　　中国代表赞成女子比赛

　　本届奥运会上，女子田径被首次列入比赛，项目有100米、800米、4×100米接力、跳高和铁饼。女运动员的出现，“让人看到了美和优雅的象征”。但女子800米赛也引来极大争议。

　　8月1日的阿姆斯特丹，阴云密布，小雨淅淅沥沥地洒在跑道上。女子800米预赛分成三组举行，各组前三名杀入了决赛。转天终于雨过天晴，9名女选手兴奋地站在起跑线上。枪声一响，排在里道的日本选手人见绢枝便冲在最前面。两个月前，人见绢枝刚刚创造了女子跳远的第一个世界纪录，因为本届奥运会不设女子跳远，她只好改为800米。到后半圈后，德国选手巴绍尔与道林格冲到前面。第二圈开始，由于前半段的速度过快，女选手的体力明显下降，拖着沉重的步伐向终点冲去。巴绍尔终于第一个冲过终点，并创造了第一个女子800米世界纪录。人见绢枝虽然奋力追赶，但最后还是以0.8秒之差获得第二名。

　　然而，当运动员冲过终点后，观众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部分选手体力不支，昏倒在跑道上，有的还被送入医院急救。冠军巴绍尔好不容易才从地上爬起来接受采访，这一景象成了第二天议论的焦点。那些极力反对女子参加奥运会的人士趁机大做文章，提出女子径赛距离绝对不可以超过200米，国际奥委会甚至想以此禁止女子参赛。宋如海在描述女子运动员比赛时，使用了“巾帼英雄”的称谓，尽管宋如海的意见不可能被采纳，但至少代表了中国代表对于女子参加运动的观点。

　　确实，女子第一次参赛遇到了现代人不可想象的阻力。8月4日举行女子4×100米跑决赛时，一名女观众不知怎么跑进了比赛场，口中高声叫喊：“停止！太残酷了！”这名好心的女士最终被劝出了跑道，而比赛得以正常进行。赛后，虽然运动员气喘如牛，但总算没有人再晕倒。不过，经过奥委会委员们正反意见的激辩，女子虽然还可以参加奥运会，但800米自此被取消，直到1960年罗马奥运会才恢复。

　　奥运经济

　　宋如海看到的体育效应

　　荷兰经过十年申办，终于如愿主办了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阿姆斯特丹为荷兰的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写下了光辉一页。对于外国兴办奥运会的目的，宋如海通过观察发现了其中奥秘。宋如海认为，激发体育拼搏精神与同时获得的经济效益，是各国主办的两大因素。

　　奥运会上的前三名选手在接受颁奖时，同时为第一名选手所在国奏响国歌，全场人士起立、脱帽致意，让宋如海感到了一个国家所受到的尊重。这正是当时中国所需要得到的一种尊敬。

　　这届奥运会上，宋如海同时为荷兰算了一笔收入账，这也是宋如海最得意的发现。门票收入是举办运动会不可小视的一笔财富。该届大会田径门票通票为20元，单场门票分为4元、2元、1元三种。而其他诸如游泳、拳击、帆船等均为2.5元，每天有上万人观看比赛。即使按每人1元标准计算，门票收入也有1万元。16天的比赛，至少不会少于20万元。

　　奥运比赛另一个受益者应当是当地的旅馆业与服务业。宋如海从大会组织者得到一个数据，有2.5万人来到荷兰(主要是阿姆斯特丹)参观，旅馆爆满。为了适应举办赛会的交通需求，阿姆斯特丹的火车、汽车人满为患。火车每次/天的售票数超过1万张，穿梭于赛场的汽车增加到1万多辆。在赛会举办期间，共有100多万人乘坐汽车，相当于阿姆斯特丹全年乘车的总量(阿姆斯特丹人口仅为100万人左右)。

　　现代通讯与邮政同样繁忙。大会开幕以后，每天向世界各地拍发的国际电报达到每天十万字，是平时的八倍；邮政局的人员增加了五倍，负责长途电话的电话生增加了三倍；邮政局在本届奥运会发行的邮票也大赚一笔。三万余套的邮票一售而空，进账3万余元。“至于全城的点心店、咖啡店，无不市利数倍。”宋如海这样形容这座城市的商业收益。

　　回到家乡

　　热心群众体育运动

　　孙晓兵介绍，宋如海热爱体育运动，并为当年华中地区的体育运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1931年，武汉遇特大洪水，大型体育活动无法进行，在政府无力主持举行市民运动会的情况下，宋如海为首的体育人士发起募捐，从而保证了第三届市民运动会于1932年10月29、30日两天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给东北义勇军，以表示支持抗日的爱国热情。同时，宋如海积极向国民党政府建议，修建中山公园体育场。1935年，宋如海在汉口广播电台播放广播体操节目，此为武汉广播体操运动开展之始。　　

　　孙晓兵告诉记者，宋如海曾担任过华中体育协进会总干事，参加过许多大型体育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有时还兼任运动会的计时长，游泳指导员，男篮总指导等技术职务。据青年会老职工回忆，宋如海在担任裁判长(员)时，由于误会，有时遭到运动员围攻，但宋如海在关键时刻总是善于排除干扰，果断地作出正确的判断，这说明宋如海不仅是体育运动的宣传者、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还是身体力行的体育运动技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