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拼杀苦一边笔生花--老一辈体育记者采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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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迷们谈起自己喜爱的运动明星，总是滔滔不绝。体育迷们了解明星的情况，绝对离不开体育记者。现代化的通讯手段与交通便利，给如今的体育记者创造了便捷的条件，但在几十年前，交通、通讯不便，那些体育记者又是怎样采访，如何出刊呢？今天是国际体育记者节，让我们听听老一辈体育记者的采访经历吧！

　　记者 黄卫 摄影 杜建雄

　　城市快报

　　体育记者最费鞋

　　在河东区的一个居民小区内，记者见到了86岁的勾真老人。1937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勾真老人直到近几年才刚刚停笔。老人告诉记者，他的原名叫勾宪真，出生在北京，1937年从不要学费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就从事新闻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在北平、天津几家报馆当编辑和记者，1945年进入天津《民国日报》，编“教育与体育”版。

　　“过去的体育记者或者体育编辑有时是不分家的，既当编辑又当记者。白天采访后，下午回来编版。由于通讯手段和交通条件落后，许多消息是由运动员或者教练员担任通讯员。遇到大型体育活动，记者才必须到场。由于旧中国经济落后，政府在体育方面的投入相当差，跑体育的记者更是比其他人辛苦了许多，跑得路多鞋也最费。”勾真老人说。

　　《民国日报》、《大公报》这样的大报记者的工资还是能养家糊口。而那些民办小报，特别是民办的小型体育刊物记者，收入很可怜。1932年创刊的天津《体育周报》，就是由个人出资创办，周科徴、沈祖徽、李世琦、赵泉、吕秀芬等五人出资创办的这份天津体育刊物，不到几年便因资金以及社会原因停刊。其实，这份民办的《体育周报》确实是天津体育刊物的一大特色，不仅行销津京而且遍及全国。但由于这份刊物的主创人员只肯刊登与体育有关的“正当广告”宣传，烟酒、药品等广告一律不做，损失了不少客户，收入自然无法谈起。在第一年的时间里，有时为了印刷费用，大家不得不当卖值钱的家当以供急需。即使在这样苦难的条件下，《体育周报》的创办人也不肯降格以求，对稿件精益求精，国内国外的体育事件、体育项目、最新技术、体育规则介绍以及体育图片应有尽有，在天津开辟了一块体育园地。同时，他们也赢得了名人的尊敬，在《体育周报》创刊一周年时，张学良、陈宝泉、张之江、冯庸等社会名流为《体育周刊》题词留念。

　　1948年，穆祥英和罗金龙作为天津仅有的两名游泳选手，和篮球队、田径队一起去上海参加民国时期的“七运会”，从天津乘一条旧军舰“中程号”出发，勾真去码头采访并送行。与天津运动员同行的还有北平、河北、东北九省的运动员近二百人。“我目睹了当时运动员的惨状：肩扛行李，登舰时前挤后拥，就睡在铺着一层稻草一层凉席的底舱铁板上，指挥者的叫喊声、军警的盘查声、送行者的道别声掺杂在一起，一片混乱，真像是一条‘难民船’，看了令人心酸。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北京时还与穆祥英谈及他在旧社会的那段经历，真是感慨万千。”

　　采访对象成朋友

　　“体育记者必须要和采访对象做好朋友”。这是老人从事体育记者的多年体会，和老人一起居住、照顾老人生活的小女儿告诉记者，“父亲特别厚道，和运动员、教练交往总是坦诚相见，所以许多运动员和自己家都成了来往密切的朋友。”

　　勾真老人和天津游泳世家穆成宽家可谓患难之交。老人和穆成宽结识于1949年，其实作为勾真的“新闻对象”，最先接触的是他那两位公子———祥英和祥雄。1948年，这哥俩儿在父亲的熏陶和调教下，游泳技术飞速进步。勾真曾以《父是好汉儿英雄》为题，报道过他俩在天津市游泳比赛中双双夺得男子组和少年组个人总分第一的新闻。穆成宽这位天津泳坛的奠基人，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游泳名将(包括后来打破百米蛙泳世界纪录的穆祥雄等子女)，勾真由于对他和他的学生成长情况了如指掌，报道时也就得心应手。穆老逝世后，在北仓公墓为他竖碑，碑文就出自勾真之手。

　　这些“新闻对象”兼好朋友给勾真提供了诸多的新闻便利，除穆成宽外，篮球教练张栋材、足球健将张俊秀、足球教练邵先凯、体训班主任王伯青等都是勾真老人的新闻来源。勾真遇到在技术上不清楚的地方，就向他们请教，有些新闻线索，也来自他们的“通风报信”。一次，原苏联的一个球队来津与天津足球队比赛，勾真去采访并观看了该队的训练情况。邵先凯赛前布阵，还特意请勾真去介绍了“对手”的情况。

　　我在天津日报

　　当体育记者的日子

　　新中国建立以后，原为我党外围组织地下记协成员的勾真在《天津日报》重新开始了新闻生涯。随着天津体育事业日渐活跃，报社需要专门采访体育新闻的记者，勾真过去“跑”过体育，编过体育版，轻车熟路，这个任务就落在他的头上。从此，他的那支笔就和新中国的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宣传好体育，报道好体育，当时的副市长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李耕涛还特地找他谈过一次话，鼓励他当好体育宣传员和评论员。

　　《天津日报》创刊初期就重视体育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辟有“体育新闻”专栏，还办有“卫生与体育”专刊，宣传体育运动，普及体育与卫生知识。“体育新闻”专栏属编辑部，“卫生与体育”专刊属副刊部，这两块阵地(专刊的体育)，都由勾真负责，采访、编辑、组稿、组版于一身。白天，勾真骑着自行车深入到体育部门、工厂、学校、机关，了解情况，掌握线索，回来研究报道内容，写稿，研究专刊选题，再去找作者组稿。那时，有些重要的体育竞赛活动都安排在晚间和星期日进行，他也要去采访，回来写稿，发排，第二天见报。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津日报社第一次搞短消息评比时，勾真发的消息件数最多，名列第一。有一度他还兼着体育摄影，最多时一天曾刊出他照的三张照片。

　　1957年9月25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这一天是勾真老人难忘的一天。新中国首届全运会田径比赛在这里紧张地进行着。突然，靠近主席台右侧的看台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从主席台下到体育场内，一边看男子跳高比赛，一边与休息的运动员交谈。看到总理的身影，拿着照相机的勾真立刻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对准这些场景连续按动快门。总理看到记者们照相，连忙摆手说：“不要给我照，要多给他们(运动员)照嘛！”老人回忆说：“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能在那么近的距离拍到总理的照片，真是难得，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为总理拍照。”

　　勾真老人说，搞报道特别讲究“准”、“快”二字，体育记者必须做到“脑勤、腿勤、嘴勤、耳聪、目明”。那时常有这种情况，在晚间处理稿件时，发现稿中的一个人名或一个数字不清楚，如果是现在，打个电话或者发个邮件就能解决，但过去哪有这样的条件？只能骑自行车到‘知情’人家里去核对无误后才回来发稿。新中国的第一次全国田径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我去采访，当时通信事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和方便，所写的特写、侧记稿件一般是邮寄。为争分夺秒早见报，我将稿件不走邮局走铁路。事先到铁路天津站和南京站联系好，确定好车次，把稿件及时送到南京站北上的火车列车长手中，再叫报社交通员准时到天津站取回交给编辑部，这样就比走邮局提早了一天的时间。后来在采访第一届全运会时也采用这种办法。

　　先当体育迷

　　再当体育记者

　　勾真尽管已是86岁高龄，但对体育的热情丝毫未减。陪伴老人生活的小女儿告诉记者，只要电视转播球赛，不管是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父亲一定要自始至终看完比赛。每天订阅的报纸一到，先要将体育版的消息给老人念一遍。父亲在球类比赛中最喜欢足球，这当然也是由于职业关系造成的。当了大半辈子的记者、编辑，跑体育的年头儿最多，在采编的体育新闻中，足球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不断宣传报道足球运动的同时，父亲的认识提高了，兴趣也浓了。于是，成了一名爱足球、爱宣传足球的“迷”。

　　勾真老人说：“说起天津现代足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太过久远的没能亲眼所见，但那些结识的体育前辈给我提供过不少第一手材料。天津现代足球的发展，可概括为：由西方传来，首先在外国的士兵和教会学校中出现，继而走向一般学校和社会。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成立足球的全盛时期，实力最强的当数北宁队(与上海东华队、广州华南队齐名)和经选拔组成的中华队。这两队的名将有孙思敬、孙福来、李凤楼、管学仲、刘世藩、梁铭宗、陈尔德等，都多次接受我的采访，有的还应邀为报刊撰写文章。据他们介绍，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全市约有二三十个足球队，绝大多数是私人队。北宁队曾力克群雄在‘万国联赛’中夺冠；中华队捧走‘爱罗鼎’杯，并代表天津参加民国时期的全运会。每每谈到这些成绩，他们无不眉飞色舞。刘世藩先生不仅谈‘过五关’，也谈‘走麦城’。他说当时的中华队虽然是由选出的好手组成，但缺乏集体练习，配合不好，在‘万国联赛’中，屡屡败给洋人队。大家心里憋着一口气，后来加强练习，最后才在‘爱罗鼎’赛中淘汰了洋人队而夺冠，被称为雪耻之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园体育场尚未改建的时候，每逢有重大足球比赛，场内看台座无虚席，墙外还有很多登车眺望者(站在三轮车或平板车上)，体育场周围居民楼的阳台上、窗户里、楼顶上也都站满了人，好个壮观场面。那时，我曾采访过一位三轮车工人，他说：‘看一场好球，就像吃了一顿美餐。’我问：‘足球究竟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足球运动员的玩命劲儿、勇敢劲儿，看后蹬车都显得轻了好些。’”

　　听着普通工人一席话，勾真感到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跑起新闻来更加勤奋。

　　慕名之交深受感动

　　勾真老人的朋友当中，一部分是非常熟知的故交，还有一些是未曾见过面或者只是一面之缘。“体育带给人的不仅仅是胜利后的快乐，更多的会给人以战胜困难的勇气。赛场上有胜负之分，但赛场下都是胜利者，因为走上赛场，就意味着有信心有勇气面对挑战。”

　　1946年9月10日，勾真在《民国日报》教育与体育版上发表了一篇特写，标题是“紧张！狂欢！轰动了津沽！”将该年体育节的盛况详细报道。当他写到越野比赛时，除介绍获得冠军的颜绍宗外，也提到跑倒数第一的李儒铨的参与精神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他写道：“……还有一名老将王士明……虽然跑了倒数第五，可是他与最后达到终点的十九岁的市商职学生李儒铨一样，精神奋发，始终如一，坚持到底……”

　　文章发表五十多年后，勾真忽然收到一个陌生人的来信，看到信封上李儒铨的名字时，勾真并没有想到这个人是谁，一看内容才记起，原来这个人就是五十多年前自己报道过的那名学生。原来，李儒铨由于受到媒体的鼓励而记住了勾真的名字。五十多年后，已从教师岗位退休的他，到处打听勾真的下落。当他从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刘炎臣老人处得知勾真在天津教育出版社当特约编辑后，立刻写信述说他没有忘记当年勾真对他的鼓励，一直想着勾真。从此，二人书信往来不断。

　　勾真老人说，这件事完全可以说明读者是“上帝”的道理。李儒铨本是我的“新闻对象”，也是读者，作为一名记者，在报道中反映他和他的事，是很自然的，可是他记住了我的名字，五十年后主动寻找我，思念我，这种“读者之情”是对一名记者的最大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