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黄页码细说中国近代体育 体育报刊皆有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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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沉重的中国近代体育典籍，被时间沉淀了的往昔重新演绎，中国早期体育报刊就像页码和注释，仔仔细细地交代了故事的顺序和读法，国人最闪光的思想精华也恰恰在这一瞬间通过那泛黄的纸张透射出来。

　　从《体育界》到《体育杂志》，从《体育季刊》到《体育周报》……这段时间，至少8种体育报刊先后出现在上海、北京、长沙、南京等地。这些专门传播体育信息和体育科学

知识的报刊与体育运动相伴而生、相互促进，成为中国体育事业这部“上下五千年”的典籍中举足轻重的元素。

　　记者 王志辉　翻拍　杜建雄

　　城市快报

　　《体育界》应运而生

　　新思想璀璨发光

　　从西方体育思想叩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起，进步人士就开始背着重重的蜗牛壳思考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的“新教育”为中国设立近代式学校拉开了序幕，而维新派大声疾呼，严复、梁启超等一批有志者共同促进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初步形成。从此，近代体育迫切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向世界讲述中国人民成长过程中有关体育的痛苦与欢乐。

　　1909年农历三月初一，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近代最早的一份体育杂志《体育界》创刊于上海的中国体操学校，这本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只出了十期就被迫停印，直至1918年3月才得以复刊。在这里，它的创办者徐一冰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中国体操学校坚强的后盾支持和强力配合下，向觉醒中的中国民众介绍着西方体育的理论与方法。他呼吁那些“头重若大斗，面色如死灰，稍处于劳苦之境遇，则心悸亢进，头眩目晕”的教育界人士，将体育放在与德智平等的地位上而“不稍偏废”。徐一冰希望通过改变国民的体质以争取国家的强盛和进步，他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期《体育界》创刊号上说到，“此残弱不支之身，而今而后使与他强国强健不屈之男子竞争于天演界中，其可得乎？故吾为此危，吾为此惧。”寥寥几笔，近代中国渴望强壮的理想与该刊“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跃然纸上，前沿的声响敲击着进步者的耳膜，引领中国体育站在了一个距离世界近代体育更近的地方。

　　讽刺“画”针砭时弊

　　杭州大学体育系资料室现藏有《体育界》创刊号。据原杭州大学体育史专家赵善性介绍，在一共只有35页的《体育界》创刊号中，除了研究资料、教授资料、问答、批评、杂录以及教材教法等外，还有一篇小说叫做《体操教员》。这是一幅辛辣的“讽刺画”，描绘了当时不学无术，嗜好成性，除只会喊“开步———走”的口令外，其余皆不知的兵弁教员。

　　针砭时弊的刻画让国人一针见血地看到了中国体操的现状，看到了中国体育迫在眉睫的问题，看到了寄托我们灵魂的是一个怎样的躯体……《体育界》借助着中国体操学校的大背景，把亟待解决的矛盾提上了体育发展的日程。它的大胆与创造，给了国人一个新锐的体育模板，也给了中国一个新锐的体育思想。

　　新境界东山再起

　　复刊后更成体系

　　杭州大学体育系郑志林教授说：“这本刊物以提倡体育，研究教授方法，并公布各种关于学校体操游技的新教材新学说为宗旨，1918年3月《体育界》东山再起，终又复刊。这份曾经登峰造极的刊物更加‘主张实际，不尚空谈’，它所刊载的论说、学说、体操材料、教授法、生理卫生等12门类内容，不容置疑地向人们证明了时隔九年的《体育界》变得更加系统、成熟了。”

　　时代的先驱者早于民众醒来，徐一冰在1919年第13期《体育界》上发表了一篇卓有见识的《征求体育家意见启》，他主张“或则习岛国之风，或则守新大陆之制”，以改变体育界“宗旨之乱，学说之杂”的混沌状态。迷茫的中国体育需要“思想家”来导航。在近代体育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是《体育界》把握住了它的脉搏，把中华同胞的一次次心跳转化为共同进步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勤恳的中国人终于在西方近代体育中取到了精华，去掉了糟粕。《体育界》作为先进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专业刊物，也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画下了浓重的一笔。

　　你方唱罢我登场

　　《体育杂志》技术新

　　在《体育界》停刊的日子里，徐一冰又与王均卿于1914年3月创办了上海中国体操学校校刊———《体育杂志》，中国近代体育依然没有放弃与世界争雄的决心。《体育杂志》“为在备广长之舌，振如椽之笔，举我所经验而心得，以播种而远行”，在内容上比《体育界》更加丰富，是一本以学术为主的综合性体育期刊。虽然只于创办的同年3月、6月出版两期，但是它所宣传的技术理念和西方先进体育方法着实使当时还算比较闭塞的中国民众眼前一亮。

　　《体育杂志》弃旧图新，反对不适应潮流的旧式教育。在辛亥革命余温尚存的社会里，它敢于针对种种现实问题大胆提出解决办法，同时又从技术上为动荡社会中动荡的人群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为尺码。在第2期上，该刊主编徐一冰发表了题为《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全文2500字，理正辞严，列举古今中外的事例，论述学校体育的重要性。他以尖锐泼辣的语句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当时的教育弊端，提出的六大建议掷地有声：“第一，中、小学校体操、游技应有统一教授；第二，学校体育亟宜革除兵式教练一门；第三，高小、中学、师范应添习本国技击一门；第四，宜由国家建设一体育专门学校，以示模范；第五，各省宜由行政官长置设学校体操视学官；第六，女子大小学校体操游技科必须延聘女子教员教授”。这六条建议在当时是十分新潮的思想，为学校体育的构建搭起了框架，也在技术上为中国体育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经验。

　　赵善性说：“《体育杂志》在内容上比《体育界》更丰富，兼有学术、科普、新闻等内容。设论说、体育史、体操资料、游技资料、教授法、生理、校外纪事、时评、问答、文苑、译林、短篇小说(短论)、同学录等栏目，是以学术为主的综合性体育期刊。它的发行范围也比较广泛，除上海外，在苏州、杭州、天津等地还设有代办处，在当时，能够在如此的范围内进行发行，也是让人十分叹服的。”

　　楚怡小学“闹革命”

　　《体育周报》作先锋

　　在以徐一冰为代表的著名人士倡导下，学校体育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社会各界意识到，体育不仅可以赋予人类一个健康的体魄，更能重塑孕育在身体中的灵魂，而这一切的意义，都将在年轻一代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和有分量。

　　于是，1918年12月9日，我国最早的一份小学校体育学刊诞生在湖南长沙的楚怡小学，至1920年10月，该刊共出版60期，在“普及国民体育知识，促进各种体育事业”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创刊伊始，条件异常艰苦，但是主办人黄醒联合体育界要人陆鸿仪、陈逵生、徐凯、蒋葆三、陆吉霈、徐荣甲、王运恂等30余人硬是咬牙坚持，支撑着这份在近代体育史上影响颇大的周报经受了两年风雨的洗礼。那时，《体育周报》社址就设在黄醒的家中，编辑、经费、发行等事宜均由他一人经办。

　　赵善性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的混乱情形不言而喻，而《体育周报》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浓厚的革命色彩，为着‘革命’而发生。虽然它没有惊世骇俗、登高望远地领导革命运动，但其鲜明的旗帜却高高地树立在国人的心目中。这本综合性的体育周刊分言论、学说、研究、材料、调查、纪事、讲演、音乐、小说、汇报、通信、杂俎等专栏，将体育事业烹制得活泼、新颖。这道美味佳肴以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吸引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名人，陈独秀、蔡元培、徐一冰、沈定一、王鉴武、陈逢生等曾为其撰稿。就连当时炙手可热的《新青年》杂志，也曾在第七卷第一号上以《长沙社会面面观·新文化运动》为题，较为全面地肯定了《体育周报》。”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该刊就在高呼完“革命”的第59-60期出版之后，却不知何故销声匿迹了，留下了又一悬念。

　　大刀阔斧搞改革

　　近代体育属中国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即便在体育界里搞改革，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力不断地磨炼着人们的意志。郑志林说：“值得国人庆幸和骄傲的是，长沙的《体育周报》属于前者。这份生机勃勃的周刊倾向进步，努力倡导体育革命，并没有被黑暗的现实吓倒，也没有向拦路的困难低头。它将小学体操改革提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向世界证明着中国人民是可以自己消化西方近代体育的先进思想和技术的。”

　　1919年，黄醒首先在楚怡小学摒弃了兵操，转而注重走步、队形变换、徒手体操、攀援、跳跃、器械操等项目，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但中国也是在那个时候逐渐拥有了自己的近代体育。

　　体育报刊星空闪耀

　　历史价值不可磨灭

　　中国早期的体育报刊星空闪耀，除了《体育界》、《体育杂志》和《体育周报》外，还有其他许多报刊，它们选定了自己的方式不断撞击着中国近代体育史的时钟。

　　《新体师范讲义》，是上海师范讲习所主办的一本月刊，1917年3月创办，同年12月停刊，共出版12期。在上海也有一份《体育周报》，于1918年12月创刊，至1919年2月，共出版48期。北京京师体育研究社在1918年2月创办的《体育》(季刊)，只出版了1期就不幸夭折停刊。而面临同样遭遇的还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1918年主办的《体育研究会会刊》。另外这一时期的体育报刊还包括《东亚体专校刊》，由上海东亚体专主办，1919年12月创刊，1923年7月被迫停刊。还有后来由中华体育协进会在1935年1月创办的《体育季刊》，以及中华体育会于1936年创办编发的《中华体育》等，中国近代体育报刊一直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并肩作战。

　　郑志林说：“这些早期的体育报刊，尽管数量较少，出现时间都不算长，社会影响也相当有限，但它们为后来体育报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也给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记者从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图书馆资料室中淘宝般地寻找到那珍贵的史料时，不禁感慨，历史永远是如此的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