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步亦趋传统力与美 内外兼修享受乐趣中国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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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周六日上午，天津师范大学健身馆内，总有十几名大学生穿着中国式跤衣，在几位老者的指导下练习摔跤。给这些学生做指导的天津跤坛名宿孙登科介绍，中国式摔跤的发展，离不开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

　　记者 黄卫 摄影 杜建雄

　　城市快报

　　名称多样

　　最初摔跤顶着角

　　中国式摔跤名称经过多次变换，最早有角抵或角力之说，最早可溯到黄帝与蚩尤之战。《述异记》中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带牛角，以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也就是说，角抵戏是摔跤的雏形，表演者头上顶着牛犄角，模仿斗牛的样子以供愉悦。

　　中国体育史专家、徐州师范大学刘秉果教授介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角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军队中非常盛行角力运动，并逐渐发展成宫廷娱乐活动和民间的体育运动。汉初，刘邦曾一度罢废角力而始终未能禁止。到了汉武帝时，由于他特别嗜好角力戏，角力得到长足发展，《汉书·武帝本纪》载：“元封三年(公元前107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皆来观。”不难想象当时的盛况，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方圆三百里来看角抵比赛，真不亚于现在的球迷看足球的疯狂。

　　1957年在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的一座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篦，上部的弧型背面就有角抵的彩色漆画。画面共有三人，均为男子，上身赤裸，下着短裤，腰间系带，足穿翘头鞋。右边两人正在进行角抵比赛，气氛热烈紧张，左边一人平伸双手，似为比赛作裁判。从这件文物可见我国秦代的角抵已相当普及。角力在秦汉得到发展以后，由于曹操将角力列为百戏之一，所以，角力在民间得到了更广泛普及，技术上也有了进一步提高。在宫廷及富人之家的宴会上，在朝廷迎送外宾的场合，它常常是“百戏”当中的重要表演节目。只不过，这时的比赛装束还不是现在看到的跤衣，而是近似日本相扑的装扮。

　　中式摔跤赛

　　能否杀入奥运会

　　20世纪60年代，中国式摔跤在全国遍地开花，用孙登科的话讲，“那时候是中国式摔跤的辉煌时期，观看中国式摔跤比赛的人要比喜爱足球的人还多。”然而，1993年“吿别”全运会后，中国式摔跤一落千丈，许多中国跤运动员、教练员转向柔道和国际式摔跤，培养出多名奥运冠军。这时，喜爱中国式摔跤的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不能将中国式摔跤推向奥运会？难道中国式摔跤真的没有价值？

　　在2004年12月举行的中国式摔跤协会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崔大林指出，中国式摔跤的技术特点和文化内涵很丰富，也很有特色。目前，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式摔跤已经开始推广，在法国搞得就不错。现在社会各界有要求恢复中国式摔跤，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聚龙杯国际摔跤邀请赛解说顾问孙登科对记者说，中国式摔跤无论从竞技、从动感美感，均要超过类似的摔跤项目，而且规则明确，技术性强，任何人都能够分辨出胜负的判罚。

　　2004年12月举行的中国式摔跤协会会议上，明确了要将中国式摔跤职业化的路径，早先举行的一系列摔跤比赛正是为职业化的进程摸索路径。会议提出，至2007年，中国式摔跤赛事赛制及相关体系基本建设形成，并具备有权威影响力的国际赛事等。2007年或2008年开始向世界各国输出。中国式摔跤的目标，一方面瞄准了职业化，另一方面瞄准了奥运会。

　　唐宋定规则

　　男女摔跤成职业

　　职业化、产业化的路摆在了中国式摔跤面前，但这决不是中国第一次将摔跤职业化。刘秉果教授介绍说，隋唐时就产生了大批以角力为职业的专业人员。这批人大约分为两种，一种出自民间，他们以角力卖艺为生。另一种是宫廷教坊乐部所供养的职业角力者，如唐僖宗的“内园恒排角力之徒，以备卒召”。可见当时宫廷是将角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课程。相传有一个叫述的人，由于在角力时被石彦能摔倒自杀而死。可见当时对角力的胜败是很在意的。

　　宋代将角力改称相扑，北宋首都开封每年都举行一两次相扑比赛，并且成为一种流行娱乐表演节目。角力、角抵和相扑这三个词在当时是通用的。军队为了提高士兵的武术水平，经常举行角力比赛。杨万里的《角抵诗》说：“广场妙戏斗成材，才得天颜一线开；角抵罢时还罢宴，卷班出殿戴花回。”

　　施耐庵所著《水浒全传》中有燕青智扑擎天柱一回，描述了一场著名的摔跤比赛，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宋代的摔跤已经有了像样的规则，并且有一定的技术动作。原文说：部署问他先要了文书，怀里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对燕青道：“你省得么？不许暗算。”看来当时对双方都是有规定的，其中的一条就是：“不许暗算。”从文字描写看，燕青还留有古代相扑遗风，“除了头巾，光光的梳着两个角儿，脱下草鞋，赤了双脚”。但任原的作派和打扮更像蒙古摔跤，“头绾一窝穿心红角子，腰系绛罗翠袖……扎腕牢栓，踢鞋紧系”。再往下看原文：“燕青却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将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五旋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从文字中分析，燕青给任原用了一个“串腿”，这个动作现在的中国式摔跤还在使用；再就是原文中“头重脚轻，借力便旋，”这八个字也符合现在中国式摔跤的用力原则。

　　宋代同时开创了又一次体育项目的先河，那就是女子摔跤(也称女子相扑)。史料记载，正月十八上元节，首都开封有“妇人裸体相扑”。女相扑手身穿无领、短袖的比赛服装，进行相扑表演。引得观者如堵，连皇帝都去观赏。但此开放之举，却遭到朝廷重臣、史学家司马光的激烈反对，他认为这样有伤风化。为此上书皇帝，请求禁止，酿成“妇人裸体相扑风波”。但女子相扑并未因此绝迹，到南宋时，首都临安举行男子相扑，总是先由女子相扑手表演招揽观众。

　　康熙大帝

　　建立摔跤护卫队

　　摔跤界人士与研究者一致认为，清朝是中国式摔跤发展的鼎盛时期。《清史稿·圣祖本纪》记载，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选年少有力者习扑击之戏，在南书房擒拿权臣鳌拜，由此创立善扑营制度。这一细节，现代年轻人从电视剧中了解得更形象。内行人都明白，能用十几个孩子将当时的“满洲第一勇士”鳌拜生擒，没有真功夫是绝对办不到的，康熙选择用摔跤的方法，正说明了摔跤的实用性。

　　刘秉果教授介绍说，善扑营设统领大臣，一般由都统、统领等武职任命。下设左右翼各三人，负责统辖营众，有笔贴式六人，掌章奏文移事务。此外设教习二十四人，分任选练营众和教习技艺之责；设“档子人”八人，专门负责组织比试和表演；设拜唐阿五十四人，协助翼长与笔贴式处理内外营务。营众常额为三百人，全营为四百人左右。善扑营的摔跤手按技术分为九级，摔跤手称为扑户。教练按技术分为五级。每年腊月由高级官吏主持升级比赛。当时的比赛不分体重，不限时间，一跤定胜负。如果时间过长还未分胜负，双方均被淘汰。能摔败所有同级人者，即可升级。成绩优异者，可擢升蓝翎侍卫。后来善扑营又分为东西两营，东营的营址在现在东城区大佛寺，西营的营址在现在西城区的大红罗场北。当时有“东营的块，西营的绊儿”的说法。

　　孙登科带着崇敬的心情回忆说，听师父讲，摔跤在清代并不是人人都能练，许多善扑营的高手外界根本不知道，当然，他们的绝技也不为人知，因为当时的摔跤技术不外传。到了清朝后期，一大批摔跤高手走入民间，有御封的“永不粘尘”关文爷；神跤闪德宝(当时也有人称摸不着的闪德宝)；摔死人的尹贵宝；败中取胜的唐宝等一大批高手。第一代的摔跤艺人，就是和善扑营技术相传有关，有些就是善扑营的后代。

　　摔跤力与美

　　寻找生活乐趣

　　中国式摔跤从远古传至今日，其术博大精深，非一日之功所能奏效。孙登科认为，“三年的把式当年的跤”这话并不正确。有人练得半瓶子醋，摔得几个门外之人，就以为自己功夫了得。其实他不过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要想学得中国式摔跤的精妙之处，非要十年八年苦功不行。摔跤的力学与美学，只有从心眼里喜欢并认真钻研，才能体会其中的乐趣。况且，中国式摔跤不是粗野的打斗，而是一种有充分竞技道德的体育项目，从这一点说，中国式摔跤是十分文明的。

　　中国式摔跤集中国武术中踢打摔拿的各种技法精华于一身，加以提高和再发展，形成了自己一整套完整的技术体系。三星四圆是中国式摔跤独特的理论思想。所谓三星四圆就是头为顶星，肩为梁星谓之三星。形圆，力圆，神圆，意圆，谓之四圆。也就是说，中国式摔跤是一项处处有圆不见圆的徒手搏击运动。

　　孙登科告诉记者，传统中国式摔跤比赛是不按照体重对等来比赛的。在旧时的跤场中，两个技术(强调的是技术)水平相当的选手配对，但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差十几公斤甚至更多。这时两个人比的是什么，是摔跤的技术，不是比赛谁的力气大。所以，观众在观看这样的比赛时，看到的是智慧的竞赛。当然，现代的中国式摔跤已经按照体重级别比赛，这就更容易让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同级比赛中胜出。

　　孙登科常常感叹许多传统中国式摔跤技术和训练器材的失传，但这并没有让他灰心，反倒坚定了老人发掘人才的步伐。

　　传统精华

　　坚决不能丢

　　孙登科说，“过去练摔跤的人都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再受江湖习气的影响，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即使是现在，有些家长对于摔跤还抱有顾虑，让孩子学习柔道、跆拳道，也不让孩子学摔跤。看到这些，我也在反思，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摔跤队伍，素质不高是必然结果。私跤场上师爷，师叔，师大爷的称呼，满嘴的脏话和门户之见，使百姓人家望之却步，无异于‘自毁家门’。老一辈的摔跤人必须从自身改变，带出有礼貌、有知识、有技术的后辈，面貌改变了，学习的人自然会改变。中国式摔跤是竞技性非常强的运动，有朝一日说不定就成了国际比赛项目。当洋人用中国式摔跤来摔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后人也许连勾子、别子都不知道了。真到了那时，我看也只能再请个洋教练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勾子、什么叫别子了。”

　　孙登科的希望就是眼前的这些大学生。“我必须让这些有文化的大学生看到中国式摔跤的好处。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将这些知识介绍到每个大学，让大学生承担起传播的义务。这样，总要比仅仅教授几个徒弟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