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家庭抚慰奥运伤痕 董兆致收剑方知心头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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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兆致，作为中国男子花剑队的几朝元老，在雅典，在他击剑生涯的最后一战中，他的金牌遭到了敌意和偏见的打劫。这的确是个遗憾，是的，他没有赢得一枚奥运金牌，不过在另一个领域，他获得了自己的冠军，他的奖品——一个温暖的家和一个可爱的女儿——比100枚奥运金牌都珍贵得多。

　　有时候，赢得全世界其实可以非常容易

　　9月广州正午的太阳依然灼热，在主动帮记者接好摄影器材后，被阳光挤压出的汗水已经浸湿了董兆致的上衣。拍摄地点就在董兆致住宅那栋9层楼房的天台上，不过这时，天台上没有电影里那种诗意的月光，只有不远处广深铁路上的高速火车隔时呼啸而过，酣畅并且恶意地展示着它的音量。

　　就在记者和董兆致商量拍摄角度和概念的时候，于瑞玲——也可以称她为董夫人——也来到天台上，这位初为人母的农家女子静静地搬了把椅子坐在角落里，猛烈的阳光使她得微微眯上双眼，不过这些显然没有让她有任何不快，她的眼光始终停留在不远处的丈夫身上。

　　董兆致的家在天河区棠下荷光路的一个住宅小区，他家在最顶层，没有电梯，9层楼，上下往返一趟需要十来分钟。“就当锻炼身体了。”就在记者气喘吁吁走进董家大门的时候，于瑞玲就如此开导记者，实际上，在于瑞玲怀胎十月的整个过程，她都一直靠两条腿爬上爬下。

　　这套房子不算小，三房一厅，100多平米，阳台被分了一半当厨房用。“这套房子我总共只花了15万元，因为是农民的宅基地上建的，所以很便宜，四年前买的，当时是毛胚房，买了房子后还没钱装修，就搁在那里，直到九运会后发了几万元奖金才装修完。”董兆致说。

　　家里的装修和家具与豪华无关，但非常整洁。最吸引人的是客厅里的一个水族玻璃箱，几条热带鱼在里面快活游弋着，据说这个水族箱是精明的董兆致找人订做的，只花了几百元。客厅墙壁上挂着四张巨幅合影照，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奥运、亚运代表团的合影，董兆致当然也在其中。他指着一张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合影，颇有点自豪地说：“看见没有，第三排中央的就是我，和胡锦涛同志只隔一个人。”

　　客厅里最贵重的财产大概要数那套音响，“两万多元，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才攒下钱买的。”在董兆致的财产清单里，比这套音响更贵的是停在楼下的那台长安之星面包车，“四年前悉尼奥运会后用奖金买的，车和牌照一起花了8万元。” 作为两届奥运亚军，董兆致的月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妻子也只有1000多一点，这种家庭收入在广州算不上富裕，不过用董兆致的话说，“钱只是暂时的，人才是永恒的。”他甚至给自己出了一个选择题：A，有钱；B，妻子心地好，他的选择很简单，“对我来说，老婆只要人好我就满足了。”

　　这个选择题没有标准答案，只在于个人怎样去看待。董兆致给出了他的答案，就像四年前在悉尼，他放弃了攻击受伤的对手一样，他永远为当时自己的那个选择庆幸，以及骄傲。

　　1993年，刚刚高中毕业的于瑞玲从山东来广州打工，当时月收入不到500元，每个月还得给家里寄300元，她的困窘是可想而知的，但孝顺的于瑞玲每年春节还会把父母接到广州住一二个月。1998年于瑞玲结识了董兆致，刚开始交往时，所有亲戚朋友都劝董兆致说：“你是名人，她只是打工妹，不合适啊。”但固执的董兆致认为她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另一半。“人不能忘本，我以前也是石牌村的农民。不能因为身份地位改变后就忘本。能在广州找到这么好的女孩，真的很难。在广州，有几个女孩不泡吧？不四处逛街买衣服化妆品？”

　　也许一件小事就能让今天的董兆致为当初的选择庆幸不已，今年3月，于瑞玲和同事买了点冬虫草，但当时已有身孕的她舍不得煲汤喝。同事问她：“我都这东西的做法已经告诉你了，怎么还不做了吃呢？她回答说：“我要等我老公回来后一起喝。”这件事她从来没有向丈夫提过，等董兆致从雅典回来后听她同时谈起此事后，“当时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董兆致喃喃重复着“我要等我老公回来后一起喝”这句话，眼睛里有些亮晶晶的东西在打转。

　　两个彼此赏识的人在去年12月完成了婚礼，他们婚姻最大的考验似乎来自距离。从去年3月到今年8月奥运结束，董兆致一直在北京训练比赛，甚至在结婚后第三天，董兆致就得打点行装赶赴北京后，“结婚到现在，回来过两次，一次呆了四天，另一次是实在没办法了，瑞玲怀孩子六个月时，跟队里请了三天假，找保姆照顾她。”董兆致不胜唏嘘地低下头。

　　电话成为漫长分离的惟一交流方式，每天都要热线半个小时以上，“他买电话卡一买就是一打。我们的不少收入都贡献给中国电信了。”于瑞玲说，直到现在，他们还保存那段时间里的电话卡，就搁在书房里，一大堆，“给将来留给回忆吧。”

　　直到今年5月于瑞玲的母亲到广州照顾她之前，有孕在身的她都得一个人完成上班、买菜、煮饭等琐事，上班地还挺远，董兆致担心她安全，不让她坐公交车上班，说搭的士。不塞车的话，每天要近40元的的士费。“那段时间，我每个月的工资都给了出租汽车公司了，而他的工资大部分都给电信了，存不下钱。”

　　于瑞玲永远都会为有这样一个丈夫而骄傲，这与击剑无关，与名气无关，与金牌无关。无论丈夫在外面多么威风八面，走进这个家门，他都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

　　“为什么会嫁给他？我就跟你说一件事吧。我们走在街上时，兆致会走在靠马路那边，让我走靠人行道这边。这让你感到一种特实在的安全感，特温暖。这可能是件非常小的事，但很多男人就是做不到，让人觉得你一有威胁时，他就会过来保护你。”

　　于瑞玲甚至会以丈夫的这个标准，为一些朋友找男友作参考。“在谈恋爱的女孩子问我，我就只问她们一件事：过马路时，他会不会拉着你？”走在大街上，董兆致永远会走在前面，再拖住妻子的手，不让她和路人碰撞，那种感觉就是于瑞玲觉得最幸福的时刻。

　　这不是一对浪漫的夫妻，生日、圣诞、情人节，他们几乎跟平常日子过得毫无分别。惟一的浪漫是在结婚时拍婚纱照，董兆致问妻子是租婚纱还是买一套，于瑞玲觉得结婚一辈子就一次，不想用别人用过的婚纱，他就买了套美丽的婚纱，并且还买了支金手镯给她。“小事他不管，大事不糊涂。兆致就是这样的，他不会让你在将来回忆时留下任何遗憾。”于瑞玲脸上写满了骄傲。

　　采访中，董兆致的岳母做好了午饭，邀请记者和他们家人一起吃。冬瓜排骨汤、白菜炒肉、烧鸡和番茄炒鸡蛋，很丰盛的样子，汤的味道相当不错，于瑞玲夹了一大块排骨到董兆致碗里，他却又夹回给她，并说：“你正在坐月子，需要补身子，你吃吧。”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岳母又从锅里找到了另一块排骨，一个一块，这才平息了这场纷争。

　　董骅婵的出世改变了这个家庭的重心结构，董兆致承认，在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发现原来一些很追求的东西现在慢慢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或者说，他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了。

　　2004年8月7日也许是董兆致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他们家又多了一个生命。这一天，他正在飞往雅典的旅途上，而一天后，他和所有中国运动员一起进驻奥运村。而半个月后，他和其他三名队友在雅典遭到了怀揣着恶意和偏见裁判的打劫。极度失望的董兆致回到了家里，终于看到了女儿熟睡的脸，那一刻，他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击剑和金牌。

　　“他一进家门，就直奔女儿的婴儿车，满脸涨得通红，眼珠子就像要瞪出来了似的。”于瑞玲依然清晰地记得丈夫第一次看到女儿时的情形，“看他激动成这样，我当时都有点怕了。”董兆致围着婴儿车不停地兜着圈子，眼光死活不肯离开女儿片刻。他搓了搓手，似乎想把女儿抱起来，但始终不敢伸出手去，他只能喃喃自语地重复两句话：“这就是我女儿啊，多漂亮可爱啊。”

　　“亏欠！”董兆致在谈及自己对女儿以及这个家庭的最大感觉时总结的两个字。“以前留在家里的时间实在是少的可怜，感觉对这个家就像一点忙都没帮上似的。”现在的董兆致几乎很少和朋友出去吃饭，能推掉的应酬全部推掉，一天到晚就围在女儿身边，甚至给自己发展了一个业余爱好：拍照，当然，只拍女儿。每天早上一起床，还没洗脸，他就拿着相机对着女儿狂拍一通，然后就推着婴儿车在家里走来走去。一切有关女儿的家务事，董兆致也要抢着做，只是这些工作对他来说，显然比拿着一柄剑业余，他总是手忙脚乱地给女儿换尿片，而在于瑞玲看来，这种笨手笨脚的方式对女儿实在过于危险，立刻阻止他的行动，亲自上阵。

　　其实在奥运会期间，小孩出生一个星期，脐带很紧，缠脖子一周，但于瑞玲没敢告诉他。生下来后，孩子有点黄胆，经常哭，也没告诉他。“这些都是我回家后才知道的，”望着身边熟睡的女儿，董兆致说，“看着女儿那张脸，你就会在心里想，好像一切都可以为她去付出似的。”

　　平时在家门外抽烟的董兆致这时候似乎很想点上一支烟，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在嘴边摩擦了两下，然后弯下腰，在女儿脸蛋上轻轻一吻。

　　(记者李志刚 摄影仇敏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