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辉一家七口住65平米 木匠父亲双手制造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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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那条横幅像指路的明灯，记者可能永远无法找到杨景辉的家。得到的消息一直是这个新出炉的奥运男子双人跳板冠军就住在赤岗大塘，但在大塘村搜索了两个小时还是一无所获，甚至有村民说：“杨景辉家？我知道，就在二沙岛。”二沙岛的私房都是别墅豪宅，如果杨景辉真的家住那里，很难想像他的父母会舍得让他走到跳水这条路上来。

　　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这条横幅及时地进入了记者的眼帘，“热烈祝贺本小区住户 杨景辉获得奥运金牌！”横幅就挂在大塘村旁边聚德花园的铁门上，挂得有一点歪，阳光就从歪着的一边穿过，斜斜打在门口几个悠闲的年轻保安身上。铁门里面似乎还有一所中学，至少有一个操场，十几个孩子快活地叫喊着争抢一个篮球，操场边则是三五个老人在喝茶聊天，一个愉快的下午，不是吗？

　　一个家，就靠那一双手。

　　“你是记者吧，前一段时间来采访的记者可多了。”在带着记者走在前往杨景辉家的路上，皮肤黝黑的保安笑着说，“有电视台的，也有报社的，前前后后不下上百人。你知道这个小区是政府的安居工程，就是你们经常说的解困房，这里住的人收入都相当低，属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从建成开始，这小区还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他是对的，白石灰和水泥地就是这个小区的全部装饰，不但与“豪华”这个词豪不相干，甚至可以完全可以用“简陋”来形容了。

　　推开八楼的一个大门，杨景辉的母亲就端坐在正对大门的一张木椅上，旁边是她的儿媳、杨景辉的大嫂。也许是操劳过度的缘故，杨妈妈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60岁要大一些，而且很显然，她不算特别健谈，不断地向记者重复：“我的辉仔真的很争气，我好开心啊。”而杨大嫂则显得更为沉默，如果不是记者主动询问，她很少插话。杨妈妈一口道地的老式广东白话经常让记者的听觉陷入麻烦，这时，杨大嫂则会帮记者翻译一下。

　　这是一套60多平米的房子，但却被局促地分成了六块。主房是杨景辉哥嫂两人住，第二间房的面积也不超过10平米，放了两张床，住的是杨景辉的两个侄儿，床前面是两个木衣柜，另外，为节省空间，这个房门入口处还搭了个壁柜储存杂物，这使房间里基本上没有任何活动空间。这间房旁边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厨房虽然有点黑暗，但看得出来主人将这里收拾得干净整齐。卫生间也相当简陋，靠门的架子上挂着五条毛巾。

　　客厅则被分隔成两块，其中一间用来当卧室，住的是杨妈妈和杨景辉在广州求学的堂妹。客厅里除了几个柜子和茶几椅子外，什么都没有了，这反倒是狭小的客厅显得开阔了不少。客厅靠阳台的角落里摆了张长木椅，这张长椅在这个家庭的用途相当广泛，白天来了客人就坐在这里，而夜晚则是杨景辉父亲杨定富睡觉的专用床。

　　一家7口人的全部生活空间就是65平米，这就不难理解杨景辉在夺得奥运金牌后说最大的愿望就是买套新房，帮父母改善居住环境。看上去这65平米里很难再加上一张床来安置偶尔回家的杨景辉，“辉仔平时都住在队里，一年就春节回来住三天，大年三十、初一初二，初三就走了。”杨妈妈表情平静地向记者解释，她已经习惯了和儿子的分离。

　　9月的广州异常溽热，杨大嫂打开了客厅的吊扇。尽管客厅和主卧室里都装有空调，但杨大嫂承认，家里很少开空调，因为耗电，“8月14日杨景辉夺冠军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和记者在这里看电视，所以全家两台空调都开了差不多一整夜。”杨大嫂说，“平常一个月的电费不超过一百元，但8月份的电费不知要多少了。”

　　下午4点了，渐渐落山的太阳从阳台钻进来，落在客厅里的木柜和木椅上，竟然使它们都焕发出一层金色的光芒。杨妈妈低下头，轻拍着这些木头家具，语气里的深深自豪是毋需置疑的，“这些都是辉仔的爸爸亲手做的。靓不靓？都是自己做的！”说这话时，杨景辉的父亲正好踏进家门，粗壮的右手正牵着小孙子。

　　杨景辉的父亲是一个木匠，他的那双手制造了一个家。

　　那些年，一路走来，真的很难。

　　21年前的1983年春天，当时39岁的杨定富做了一个影响了他儿子一生的决定，他离开老家白云区钟落潭镇陈洞乡高田村，只身到广州打工找活干。由于技术好，勤劳肯吃苦，从1983年开始一直在原广州20中、大新路小学做木匠。在杨景辉5岁的时候，杨定富把儿子也带到了广州，老杨当年的想法很简单，只是觉得在广州读书比在农村要好，他只想让儿子好好读点书，压根儿就没想过在跳水上能有什么惊人成就，“当初让他去跳水，我就觉得行就行，不行就当锻炼身体了，从来没有什么奢望。”对杨定富而言，儿子能进省队就已是意外之喜了，居然能夺得奥运冠军，那更是“发梦都没想过的事了”。

　　为了供杨景辉在广州读书，并且也得养活当时还留在老家的妻子、长子和4个女儿，杨定富一天得干16个小时的活儿。在学校，木匠杨定富除了修补损坏的课桌椅子外，还得揽一些杂活，如修水龙头、泥瓦工，甚至给电工打过杂，平时晚上还得守夜。从1983年到1992年他转为学校合同制工人，整整十年，做为学校临时工的杨定富每天的工资只有8元钱，不干还没有，每个月的实际收入只有150元。“那时真恨不能将一分钱掰成四分钱来使。”为了多挣钱，节假日休息时学校外面有人叫他干木工活，他二话不说，收拾工具就走，“只要能挣多点钱，那时我什么都干过。”

　　5岁的杨景辉已经得开始感受贫困和颠簸，和父亲相依为命的他住过很多地方：传达室、教室，甚至楼梯口和过道。“只要是上有片瓦，下能挡风的地方，杨定富和杨景辉都住过。”原广州20中校长、现广州38中书记张先生如此告诉记者，“原来20中因各种原因经常得迁址，杨定富也经常随学校搬来搬去，传达室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教室则是他以前住得最好的地方，因为教室宽敞明亮，通风性好。”

　　在学校老师同事眼里，杨景辉从来都是个内向听话的孩子。有时杨定富工作太忙太晚，回到学校传达室的家时，经常发现杨景辉已经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睡着了。“当时为了多挣一点钱，辉仔我基本没怎么照顾他。城里6岁的孩子，还在妈妈怀里撒娇呢。辉仔5岁后就自己照顾自己，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晚上12点才回家，看见辉仔一个人趴在桌子上睡觉，光着脚没有穿鞋子袜子，脚都冻青了，当时我眼泪就下来了。”

　　苦日子在那时好像完全看不到尽头，在杨景辉来到广州一年后，他的大姐杨笑容辍学也到了广州，一边打工，一边照料年幼的杨景辉。姐姐会教他做功课，并来回于家和越秀山体育馆之间接送他训练。1992年，一直勤勤肯肯的杨定富被学校转为合同制工人，1995年，学校以照顾对象给他解决住房问题，就分了现在这套房，65平方米作为解困房，当时的市场价是11万，政府和教育局帮忙解决了一部分，但杨定富本人还需得拿出5万多元，但就这5万多元杨定富也完全无力支付，当时好心的张校长让学校借了一部分给他，他再找亲戚朋友东借西凑了一部分，才算把房款补齐了。

　　现在，杨定富的月收入不到2000元，大儿子每个月也就1000多元收入，全家7口人吃饭，两个孙子还在读小学，拮据是肯定的，但比起当年那些在传达室、教室和楼梯口流浪的岁月，杨定富说他真的已经很满足了。

　　人最怕什么？最怕知足。

　　如果可以选择，杨定富也许不会让儿子踏上跳水板，他很少去看儿子的训练，没有问过他究竟是不忍心看还是没时间去看，但大女儿杨笑容从一开始就见证年幼的弟弟在跳板上的艰辛，提起那段日子，她就得不停地擦拭眼角那些无法控制的泪水。

　　34岁的杨笑容现在和丈夫及公婆住在盘福路医国街，有个6岁的可爱儿子，工作是在一家小档口卖东西。谈起父母，她的语气是敬仰而沉重的，“母亲吃了好多苦，一个人在农村种田。父亲更不容易，六个儿女读书，在学校修凳子椅子，还要做泥水工，晚上还值班。一把凳子一张桌子全是一个人包，刨啊、砍啊。现在倒好，学校桌子椅子都不用修理了，破了就扔掉，再买新的。”

　　在杨笑容的记忆中，性格内向的杨景辉小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其他小朋友家里有钱，我们来自农村，没人和他一起玩，有些孤僻。小学读完后，他在初中就直接到省跳水队训练。”杨笑容经常会拿自己的弟弟来教育儿子，“那训练真不是让人看的，太苦了。当时辉仔就6岁吧，绳子绑着他双手，不管他怕不怕，绳子一放，人就翻下去了。每天晚上接他回家时，他就直喊饿，5毛钱买个面包给他吃就算一餐了。”在记者问她会不会让自己的儿子也像他舅舅一样踏上跳水板时，杨笑容的回答非常坚决：“绝对不会，现在的家庭就一个孩子，只要家境还过得去，谁愿意让自己孩子练这个呀。”

　　杨笑容永远无法忘记某一年冬天在越秀山跳水馆看到的一幕，她下午5点就赶到跳水馆接弟弟回家，但直到6点训练都还没有结束。那年冬天特别冷，所有人都裹着厚厚的棉衣，但6岁的杨景辉依然得光着身子一次次被教练推下水，还是绳子绑着双手，一拉，弟弟就扑通掉进水里。跳水馆里没有暖气，弟弟每一次跳进水池，姐姐的心就哆嗦一下。两人一起回家时，杨景辉的小脸已经冻得铁青，一回家，杨景辉就哭着跟父亲说：“爸爸，我不想练跳水了，太累了，我想读书。”就在杨家准备远离跳水的时候，教练和领导轮流来做父子俩的“思想工作”，于是结果是，杨景辉又回到了跳水池，并一路走到雅典。

　　就在杨笑容讲述往事的过程，她的儿子不停地在妈妈身上扭来扭去，她吓唬式地在儿子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再不听话，把你用绳子一系，弄去跳水。”这个恐吓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小调皮鬼完全无法体会被绳子绑住扔进跳水池是什么感觉，更何况，妈妈在说这话里，眼睛里充满的只有慈爱。

　　跟过去相比，奥运冠军的社会和经济效应正开始笼罩杨定富一家，番禺大石一家房地产公司在杨景辉夺冠后宣称将捐一套价值百万元的豪宅给杨家，但杨定富摇摇头说：“以前穷，我也没向别人讨过一分钱，现在儿子出了成绩就向社会伸手，这种事我做不来。儿子的事，由他决定。就算辉仔要了那房子，他要我去住，我都不会搬，不愿意搬，享不起那福。”

　　“我以前在农村种田，住的是土胚泥房，从没想过一家人能进城，还能住上楼房，真的跟做梦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以前再艰苦也值得。辉仔拿不拿金牌无所谓，只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地聚在一起吃顿饭，比什么都强。人啦，就怕知足，只要知足了，就没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说这话时，老杨的手来回抚摩他亲手打造的那把长椅的扶手，就像爱抚着自己的儿子。最后一丝夕阳轻轻打在老杨被岁月蚀刻的脸上，尽是平静，和满足。

　　(记者李志刚 专题摄影仇敏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