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棋院副院长：围棋圈内离婚率高影响棋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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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之间，《劳动午报—弈周刊》创刊已经一年，而原北京棋院副院长、中国象棋协会副主席、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副主席王品璋先生为本刊开辟的“棋坛杂忆”专栏也已近一岁。一年来，“棋坛杂忆”所发四十余篇文章，所涉人物既有弈林奇才贾题韬、沈果荪，也有政界人物李立三、陈毅，既有北京棋人张德魁、那健庭，也有外省高手杨官麟、王嘉良；所涉事件既有“文革”前后的历届全国棋赛，也有朋友聚会、“写检查”一类的小事……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物均为王老所识所交，这些事件均为王老亲历亲为，他用他的笔拂去时光的 浮尘，使这些人事再次勃发精神，熠熠生辉。我们的一些熟人——如晚报的资深记者、棋院的业务干部、经常出现在赛场的棋手和裁判以及企业的普通职工都把每期的“棋坛杂忆”剪下保留起来，由此可见王老专栏的生命力。

　　然而，王老的看点远不是这支笔，他对棋坛的真知灼见，他对沈果荪、杨晋华、叶江川、谢军、安艳风、孙旗男的培养，早年在举重、拳击等领域的闯荡，在酒、棋方面的收藏，都折射出迷人的魅力和人生充实的光芒。

　　日前，在王老寓所，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问：您从事三项棋工作几十年，三项棋都有研究，您是怎样学上棋的？

　　答：我本来不是专业棋手，也不是专门搞棋的工作的，我是体委的一个干部，常年参与竞赛方面的工作，是搞竞赛出身。

　　1955年，我在太原体育场担任场长，当时很多体育项目没有人管，上级就把一些冷门项目、不太受人重视的项目交给体育场负责，我就是这样管上棋类比赛的。

　　我小的时候在上海念书时，参加过全国象棋比赛，非常遗憾，在将要进入决赛时，被淘汰了。1956年有一个全国比赛，我领着王庆杰参加全国比赛，在参与全国象棋比赛期间，学会了国际象棋，数年后被体委授予国家级大师和国际裁判；后来，我跟围棋棋手接触比较多，像沈果荪、杨晋华等，就学会了围棋，我现在的围棋水平在退休老头中相当于五六段。我平日主要是下围棋，对没有受过训练的对手来说，我是高手。

　　学会盲棋是在火车上跟王庆杰学的。那时候从北京到太原，火车开得慢，又睡不着，就下棋打发时光，可那会儿火车开起来晃得厉害，棋子码不住，王庆杰就教我下盲棋。开始一两盘还出错，从第三盘开始就没有错误了，这样一来二去，我就学会了下盲棋(象棋)。

　　我是山东荣城人，在上海读书，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但没多久被派到太原，在太原工作了32年，直到1984年调回北京，到北京棋院担任办公室主任，主要搞三项棋的队伍建设。

　　问：听圈内人介绍，您在“挖人”方面很有独到功夫……

　　答：关于叶江川、谢军的人才培养问题，有人说是我的开明之作，其实，在“文革”以前，在山西的时候，我就经常请外地教练到太原去，帮助我们训练，“文革”中，我还请北京的崔云趾老先生、高旭光小朋友和江苏的郑怀德——他们都是国家围棋队的教练——到太原培养我们的孩子……所以，“文革”后山西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文革”中，我们的训练没有停止过，“文革”后期受陈祖德影响，陈祖德写信说，日本围棋队即将访华，要作好比赛的准备，广东杨官嶙与我通信，透露周恩来总理的口信，说棋类要恢复，并要我做好准备，因此，全国还没动的时候，我们就行动了，1974年全国少年比赛我们拿了一个冠军，1975年全运会我们打进前六名，我从此有了些名气……

　　1980年，谢军10岁时进了北京棋院，由于当时象棋队没有名额，而国象队有名额，因此，谢军就改学国际象棋，在她上学的问题上，学校老师认为谢军不上学太可惜了，因为她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不错的，我一直主张学文化，不放弃学业，而中国棋院的陈祖德反对，我们相持不下；谢军的父母也是两种意见，母亲支持上学，父亲是个棋迷，支持下棋，最后，让谢军自己拿主意，谢军选择了先下棋、后上学这条路。

　　叶江川有棋才，他确实是我帮助从山西调北京来的。

　　问：您做了多年管理工作，现在中国在围棋方面落后于韩国，您认为有管理方面的原因吗？

　　答：人所共知，围棋圈内的离婚率非常高，陈祖德、聂卫平、马小春、刘小光这些顶尖人物都先后离过婚，曹大元差一点也离了……我不能说现在队伍建设缺少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思想政治工作环节薄弱，肯定是造成我们围棋水平下降的一个原因。个人生活问题处理不好，影响比赛的质量，这是不争的事实……

　　还有，有的国手与业余棋手在交流时不够尊重业余选手，这是不应该的，业余选手是这些专业选手的衣食父母，怎么犯糊涂呢，你不尊重他们就是自寻死路！著名选手某某某，参加名人战决赛，最后一场比赛他跟芮乃伟争夺冠亚军，所有人都到场了，但他还不来，干什么去了？在天坛公园逛街。原来，比赛时间因与晚间的发奖时间有些冲突，组委会决定把比赛时间提前半小时，并正式通知了国家队，国家队也统一通知下去了，结果他就说不知道！还埋怨为什么不专门告诉他！实际上，国手耍大牌的例子是非常多的，聂卫平就说自己在生活中没“段位”……

　　问：您能否把目前全国三项棋的发展现状介绍一下？

　　答：就目前而言，国际象棋的日子不太好过，前苏联解体之后，他们的二十几个特级大师流散到世界各地，在各种比赛中，不知道何时从哪儿杀出来一个来，搞得你毫无准备，这一次中国女队失利，就有这方面的因素。

　　我们国家的棋手无论在总体人数上，还是在质量上，与先进国家相比，属于弱势群体，像南斯拉夫，他们有特级大师一百多个，加上国际特级大师近二百人，而我们才十几个人，除了老人，还大都是双重身份——既是教练员又是队员，多数人又要训练又要带队员，同时自己还要参加比赛，这样是很难出成绩的。

　　棋类项目自从全运会分离后，就处在自生自灭的状态，对棋类的投入和重视相对减少，国象还算好一些，因有国际比赛，围棋有日韩两国比着，还有一些市场，还有一些商家在支持这些项目；最惨的是象棋，虽然普及程度极高，但搞一些比赛相当困难，像象甲联赛，一旦社会赞助资金断档，象甲就有可能停赛。

　　象棋原来是有人支持的——原来香港的霍英东先生支持中国象棋，但后来合作双方发生了一些分歧，从此缺少了主要经济来源，致使现在象棋的发展相当艰难。

　　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非常支持棋类事业，像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还有一些相关人员张劲夫、唐克、邓子恢、李立三等。现在时代背景和过去难以相比。聂卫平获得棋圣称号，就是邓小平一句话——小平同志说，连续几次获得冠军不容易，确实不简单，聂卫平就有了棋圣称号。

　　问：您好像有过这样的说法：国际象棋与围棋、象棋一样，也源自中国……

　　答：对，围棋、中国象棋是中国的传统棋类，国际象棋呢，许多人说国际象棋是舶来品，我不赞同，到现在为止，国象的籍贯尚未搞清楚，究竟发源于中国还是印度，世界上争论较多，说是由中国象棋演变而来的，但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说印度是国象的故乡，也没有充分的证据。中国象棋在古老的时候，一直是立体的，像现在的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定型大约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因为棋盘上的炮是在有了火药之后增加的，这是其一；其二，文天祥当年曾经写过棋谱，他的部下到监狱向他索要过棋谱，根据史书记载和实物分析、推断，中国象棋形成于这个时期。

　　说国象的家乡是中国，也不是一点儿根据也没有：几十年前，在河南出土的唐墓葬中，发现过一块丝帛，一块盖在遗体上的丝帛，上面描绘着琴棋书画图案，而其描绘的棋盘却不是围棋盘，也不是象棋盘，而是现在所流行、使用着的国际象棋棋盘！这是否是巧合也无法证实，因为没有发现棋子。

　　根据分析，当初我们的象棋盘是黑白格的，有可能从此流传出去在外面形成转换，同时，国内也在转换，形成现在的样子。过去象棋的将帅摆放与现在有所不同——不是摆在底线上，而是摆在九宫的中心，象征着九五之尊，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依据这些，我认为国象的家乡应该是中国。

　　问：有人说，象棋保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而国象则不是这样，您如何看？

　　答：从棋子上看，外国人比咱们开放，中国象棋的将帅被圈定在九宫之内，是不直接参加战斗的，国象的王和后则不一样，不但可以参加作战，而且是队伍中最厉害的子，这与中国的传统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国传统中打仗是男人们的事，一般不考虑女人参战，男人在世上的至尊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也不允许女人超过男人，而国象的后则是最厉害的。

　　我认为中国象棋确实保守。

　　问：您看好象棋在国际上的普及吗？

　　答：许多孩子的家长问我孩子学什么棋好，我回答都好，但家长们还是选择国象、围棋的比较多，相对学习象棋的比较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国象打好了可以出国参加比赛，围棋有日本、韩国的参与，也有相当大的市场。而中国象棋相对在国际方面就显得弱一些，组织活动、社会赞助也相对少一些。中国象棋走向世界为什么难？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很多其它因素——比如，我们老说象棋的文化有多深奥，越是这样，推广起来就越复杂；还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像象棋规则搞得很复杂，越复杂就越难向世界推广，像亚洲的规则和国内的规则就不同，这样不利于象棋的发展。

　　国象为什么能在全世界推广？我认为其规则简单明了很重要，国象规则没有争议，大家都认同，成员国有一百六十多个。

　　问：听说您把很大精力放在了收藏上，能谈谈您收藏的棋具吗？

　　答：“文革”以前我曾经收藏过一些棋具，包括三项棋，但最多的是国象和围棋，“文革”时大多数都丢掉了。“文革”中“征调”我的棋具为公家用，由于他们保管不善，很快就丢失了，当时，我真是欲哭无泪！最终剩下三副棋，交给军管组管理，由于没人管，很快就被毁掉了。“文革”后，不死心，1979年开始有出国的机会，到国外一看，那里的棋具丰富多彩，于是我决定再次开始收藏棋具。我借助出国机会，自己采购一部分，谢军等人出国也帮我选择一些，送给我，就这样越收越多，到目前为止，三项棋加在一起，有一百五六十副，其中，国象有一百多副，这里边百分之八十是国外的，它们分布近三十几个国家，有瓷、金属、木制、玉、竹子、塑料、聚脂、漆器、石头等材质，我们国家生产的国际象棋以木制、瓷、石头为主，主要对外销售，我现在已经收齐了全部三种产品……

　　问：酒和棋是同步收藏吗？

　　答：棋收藏是在“文革”以前，酒是在七十年代开始的。1975年，马来西亚的陈镇南先生送给我和另外两位同行一人一瓶酒，这酒摆在桌上很好看，我虽然不喝酒，但从那时对酒有了兴趣。山西产名牌酒——汾酒、竹叶青，我除了自己收藏外，还用它们和别人交换一些不同品牌的酒，那时主要收集一些省优、部优产品。十几年来，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在收藏酒，直到1988年家里被盗，一群小偷将我家里的外国酒席卷一空，这时周围的人才知道，后来大家就利用出差等机会，带酒送给我，包括谢军、叶江川等，都是送一些包装特异、品牌优质的产品，像谢军从西班牙给我带回来的橘子酒。我自己也积极收藏，就这样越收越多，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瓶了。

　　我出国时从不买大件商品，大部分都买了棋和酒。这样一来我与棋酒就结缘了，欲罢不能。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先后拍了我的收藏专题节目，播出了16次，有人看了，管我叫“千瓶百副先生”。

　　问：您为我们开辟的“棋坛杂忆”获得广泛好评，这一方面得益于您的亲历亲为，另一方面，您的文笔非常好，您的文笔是何时练就的？

　　答：我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又在太原夜大中文系重新学习了几年，并毕业于这所夜大，后来能写些文章，全仰仗着这次学习。

　　问：《劳动午报—弈周刊》创刊已经一周年，您也经常看这份报纸，您对它有什么希望和建议？

　　答：《劳动午报—弈周刊》版面办得很有新意，尤其“棋牌论坛”栏目，文章很犀利，敢想、敢说；此外，《弈周刊》对三项棋都很关心，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都很好，希望你们多为中国的棋类事业作贡献……

　　王老记忆好，口才好，健谈，在我们眼里，他不但是一部棋的活字典，还是一位棋坛评论家、批评家，他对棋界的见解独到而精辟，让人听了开茅塞，长见识。此外，王老年轻时曾得过拳击冠军，也曾是国家级举重裁判，但限于篇幅，不再细讲。

　　王老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对联，那是他大兴的一位棋友送他的，那对联是：棋结天下士，酒藏四海珍。愿日后王老的棋酒收藏既精亦广，更愿王老健康长寿，青春永驻

　　(午报记者 张 展 涤 恩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