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体育记者外出采访的传稿方式也发生一系列变化：手写后用打电话一句句照稿复述，或者拍电报把稿件发回后方编辑部———写完稿后用传真机发稿———在手提电脑上安装传真软件传稿———在电脑上通过邮箱、QQ传稿———现在通过手机传稿更是简单快捷……

　　1994年9月，我到日本广岛采访第12届亚运会。我身背当时报社仅有的一台“村田”牌旧传真机去日本，每天传稿时都小心翼翼操作，生怕传真机出故障。大连晚报的一个记者自己不带传真机，每天都来我们房间发稿，为此我们还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多一个人用传真机，就多了一份出故障的可能。

　　1997年夏天，我去意大利西西里采访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当时是由朱广沪率队的国奥队代表中国参加足球比赛，一天晚上，中国队在离巴勒莫80公里远的一个乡村中学的球场上，首战以2:0击败了捷克队，当时在场的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四名记者，而其他几个因时差原因当天都不需发稿。我回到巴勒莫市区时，已是北京时间凌晨5点半了，我在新闻中心写完稿后，发现安装有传真机房间的门早已锁上，工作人员已不知去向。当时我急得双脚直跳，因为离报社截稿时间只有半个小时了。这时，一个意大利青年看见我着急的模样，拉着我上了他的派利奥轿车，全城寻找传真机，后来终于在一家公司里找到了一台小型传真机，赶在截稿时间前把全国独家稿件发回编辑部。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报社有了手提电脑，但当时还没有网络，手提电脑的使用价值并不高。我请报社技术人员在电脑上装了一个传真拨号软件，每次外出采访，一进酒店房间，就把线接到房间的电话上，在电脑上写完稿后，用传真软件把稿件转回编辑部的传真机上。

　　1998年12月，我去泰国采访第13届亚运会。当时网络已问世，已有人开始使用电子邮箱了。和我同行的是安徽《新安晚报》的体育部主任刘炜，他一到曼谷就要我陪他去找网吧，因为此兄不懂英语，他要我当他的翻译。于是，我和他到处去问哪里有internet（互联网），我问他：“你为什么不像我那样，在电脑上安装传真软件，把稿子传回去，这样在房间里就可搞定，哪像现在这样满街找internet？”把我搞烦了。我就给他起了个绰号“Mr Internet”（互联网先生）。可半年多后，当我也开始用邮箱在互联网上传稿件时，我才意识到，我原来早落后“Mr Internet”一大截了。到2002年采访韩日世界杯赛时，我已经找到了更快的传稿方式———通过QQ传稿了。当然，在我告别记者一线生涯后，现在记者直接用iphone、ipad等移动互联网终端传稿已经丝毫不新鲜了。传媒业，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

　　文/于次（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