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签结果出来，我第一轮对阵新加坡的罗纳德·苏西洛，我当时就感觉第一场球挺不好打的。我知道这个对手很难缠。因为在年初的全英公开赛上，我刚刚在半决赛中赢过他。虽然比分是2比0，但我就知道他不好对付。

　　苏西洛这名球员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苏西洛是位出生在印尼的华裔选手，虽然他名气不是很大，但他的球还不错。正因为这样，我当时的心态并没有调整好，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就是觉得他虽然不好打，但拿下应该没问题吧。

　　因为担心这担心那，对自己也没有一个恰当的定位，第一场球上场后，感觉自己怎么也释放不出来。相反，我对手的出手、状态都特别棒。打了几分我就发现，这场球我将会非常艰苦。

　　第一局我就输了。当时有点发蒙，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只想着“我先把球打过去吧”，没有什么目的性。而局间休息时，教练跟我说了些什么，我也忘了，只记得当时李永波教练老叫我进攻。可我发现在执行的过程中，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我的对手准备得实在太充分了，而面对所谓的世界排名第一，对手的心态一直是冲击我，这导致我的进攻线路不是特别好，成功率一点都不高。进攻得不了分，再加上第一局已经输了，很快就变成比分一直落后，一直落后。

　　0比2，世界第一首轮出局。比赛结束的一刹那，我根本就反应不过来。这就完了？就结束了？打完以后，我给谢杏芳发短信说“我输了”，她根本就不相信。

　　下场之后，教练只是说，这是为年轻付出的代价。其实我觉得，雅典的挫败不能用“年轻”“代价”简单地带过。我始终不承认2004年奥运会上的林丹表现得不好。其实我也打得很努力，只是我的对手发挥得比我更理想。竞技体育就是这样，你得将自己稳定在高水平的状态，不然就会输球。

　　这不是所谓的代价，而只是回归到了体育本身。我并不是因为自己不重视这场比赛导致出现“非战斗性减员”，也不是因为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没有处理好，导致最终输掉比赛。只是那天苏西洛打得更好，就是这样。

　　输完球回到奥运村的房间后，小鲍他们都知道我输了。那天他也有比赛，已经晋级到了下一轮。于是，他安慰我说：“没关系啦”，然后就休息了，因为第二天他还有比赛。

　　洗完澡后躺到床上，为了不影响小鲍休息，我开始躲在被窝里给所有朋友回短信。那天的比赛因为是第一轮，并没有电视直播。所有人先是不相信，紧接着就是都来安慰我，希望我没事。我都告诉他们，我挺好的，没什么。

　　话是这么说，但心里肯定难受。短信就这么发着发着，发了一整夜，印象中雅典的天慢慢就亮了，真的是彻夜未眠。

　　等我早上起来，新的一天又到来时，我这才反应过来——你的奥运之旅在昨天晚上就已经结束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在那里自怨自艾、顾影自怜。因为我的同伴们还有比赛要继续，我还要帮他们加油，帮他们搜集对手的资料、录比赛录像，帮他们搞后勤服务。只要他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你就要第一时间赶过去。一大堆琐碎的事情，让你逃不开赛场。你还得继续面对，这是最痛苦的，比输球还痛苦。

　　想到接下来还有这么多天，我要怎么熬过去？我就给我们八一队的高主任打了个电话，我说：“你有没有办法把我先弄回去？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当时我只剩下这一个想法了。

　　我明白，整个代表团都要集体行动，我这只是个空想，但我没有别的办法。电话那头，高主任冷静地开导我，他说其实现在的情况对我而言也是一种磨炼。“没错，你在那儿是有很多你不愿意面对的、不愿意看到的、不愿意回到的一些地方，比如看到你的对手，回到熟悉的那片赛场。但越是这样，对你的锻炼价值越大。而且，你还要拿出很好的姿态来，积极地去给你的同伴们加油。”我听了他的话。

　　于是，我在雅典前后一共待了近三个星期。因为我们是提前四天抵达的，比赛结束后，本来我们打算马上就回国的，但这时候，李导(李永波)的太太谢颖也带着艺术体操队来到了雅典，他们的比赛也开始了。后来李导就决定，等他们比赛结束后一起走。所以，在羽毛球(微博)比赛结束后，我又在雅典多待了一个星期。每一天都很煎熬、非常难熬。

　　后来再回想，奥运会前的训练我有点偏保守，只重质量，一味地追求“精”，而忽略了其他必要的训练。不像汤杯之前，什么都想练，什么都想提高。比如，以前训练中我跑步会跑四组，在益阳集训时我只跑两组；以前每周六训练结束后，我会主动加练跑楼梯，但在益阳时没有。不是说跑步多跑两组、多登几级楼梯，我就能在奥运会上拿冠军。而是说我对训练中的一些细节要求得太细、太精益求精之后，整个人就不够放松，反而偏离了正常的训练轨道。

　　在雅典，我目睹了陶菲克(微博)从8进4、4进2到最后夺冠的过程。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陶菲克是奥运冠军，而我是世界排名第一。在那以后的4年里，我和他的故事就不再只发生在赛场上，我们俩之间的任何细枝末节都会成为媒体和球迷的谈资。(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