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3 有多少四年可以重来：终成全满贯·雅典·梦一场

　　奥运会就像是一盒巧克力糖，不等你自己去把它剥开，你永远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滋味。我在雅典得到的那颗巧克力糖，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那年夏天，对雅典奥运会的向往占据了我生活的全部。然而，随后两个多月的备战中发生的故事，让我的人生在此转了个弯。

　　奥运集训地选在了湖南益阳，就是前一年我夺得城运会男单冠军的地方 。但在集训期间，我却意外地受伤了。当时以为不是什么严重的伤，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我的影响是致命的。

　　有一天训练中，我不慎把脚后跟磨破了。磨破一块皮，说起来是很小的事，我也没有太注意。所以后来还跟队友一起去练了沙坑，结果就感染了。当晚回到宿舍洗完澡，就觉得有点疼。第二天醒来起床一看，整个脚后跟都肿得老高，根本没法训练。队里建议我休息两天。可是两天后，伤势并没有好转，也没有消肿的迹象。这才赶紧去医院挂吊瓶、打消炎针，又这样连着挂了三天的吊瓶。前后算起来，我已经停训五天了，可我还是无法回到训练场上。那时候我开始心神不宁了。

　　这是我之前从未经历过的，除了干着急，竟没有一点对策。就算现在，我还是会为当时的林丹感到焦急。只是，现在的我懂得该如何应对了。

　　后来的这些年，我也经常会在训练、比赛中磨破脚，或者是大拇趾(这个编辑还是没有改，脚趾和手指的"zhi"应该不通用吧)发炎，但我和我的大夫知道怎么处理是最保险、也是效果最好的，知道怎么才能让我尽快回归。但2004年的时候，我们谁都没有经历过。这就是学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事情就是没有捷径可以走。

　　那时年轻，虽然外界都说我有股霸气，可那种霸气想来其实很脆弱，因为太年轻的我，很容易就因为一个人或一件事被干扰。

　　就在即将结束封闭集训返回北京的前夕，还发生了一件说起来很传奇的事情。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是段神话。

　　当时，作为集训期最后的团队活动，我们全队来到了毛主席的故里——湖南湘潭的韶山冲。在参观完毛泽东故居后，队友们决定一起跑步上山，去半山腰上的毛家祖坟祭拜。我记得那天天气非常热，我想他们大多数人都去了，少我一个也没关系，就和另外几个队友躲在大巴上打扑克。等大部队都回来了，临走之前，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和运动员要在广场上合影留念。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摄影师还一个劲地叫我们抬头看镜头。可是天太热了，阳光又刺眼，照得我根本睁不开眼睛。我那时很不耐烦，还开玩笑地转头对着旁边的毛主席铜像说了句：“主席，你热不热？”换作是现在的我，肯定不会作出这么幼稚的举动。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敬的行为，我在雅典第一轮就出局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年轻气盛，心态也比较浮躁，好像什么都无所谓，但其实是幼稚。所以2004年奥运会打完以后，我跟朋友说，之前我跟毛主席开了个玩笑，到雅典后毛主席也跟我开了个玩笑。

　　整件事情中，让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当时上山祭拜的队友们有的人敬酒，有的人敬烟，只有张宁最特别——她点了三支烟。结果，一起祭拜的人有很多，但只有张宁最后拿了奥运会冠军。我还听说，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孔令辉在与瓦尔德内尔的比赛前，也曾在衣服内侧别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最终孔令辉成就了大满贯。

　　说起这个“神话”，倒不是因为迷信。而是我后来觉得，也许这说明了，人总要有所敬畏，才不至于太浮夸，才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得稳当。当然你也会发现，那时候的林丹并不是不谦虚，但是“世界第一”的位置把他捧得太高，不接地气。那时的林丹像个气球一样，风一吹就跑，手一点就破，好像随时要爆炸。

　　但当年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我们离开益阳，打算返回北京做最后的准备。走的那天，益阳当地的市民和球迷自发地组织了腰鼓队，在马路两边夹道欢送。那敲锣打鼓的场面，真让我有种悲壮的感觉。所有人都把我视作奥运会羽毛球(微博)男单冠军的头号热门，这也是我自己的目标。

　　队伍中，即将参加雅典奥运会的鲍春来(微博)、龚睿那(微博)、郑波都是湖南当地人。每个人都对那年夏天充满了期待。我记得出征前，龚睿那的家人还特意为她送来一副羽毛球形状的金耳钉，只为博个好彩头。而后来有媒体说，我在行李箱里甚至准备好了一顶军帽，就等着夺冠后，不仅要敬军礼，还要戴军帽。这个我需要澄清一下，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谣传起来的，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但我不会愚蠢到那个程度。

　　抵达雅典后，发现各方面条件都一般——饮食不是特别理想，比赛场馆也离得挺远的。慢慢地，我就开始感觉到有点紧张了。

　　我发现，当我什么事情都特别想做好，比如我想睡得再好一点、吃得再好一点时，我就知道自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想万无一失，这时的我会在意很多。(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