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2012年第五期《乒乓世界》文章，徐寅生回顾三次多特蒙德世乒赛的经历：

　　徐寅生：这里留给我们太多的念想

　　1959年，东边日出西边雨

　　1959年，中国队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头一回去到“柏林墙”以西的地带。对于那里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只晓得那里是“资本主义世界，纳粹军国主义有抬头之势”……

　　到前沿阵地“摸底”

　　1959年3月，中国乒协确定了最终参加第25届世乒赛的运动员名单。男团阵容中包括王传耀、容国团、杨瑞华、胡炳权和我，另有庄家富、李仁苏、姜永宁三人参加单项比赛，再加上女队阵容中的孙梅英、邱钟惠和叶佩琼，运动员共计11人。老将傅其芳和王锡添的落选，表明了中国乒协敢于启用新人，并且准备用凶狠打法与日本队决一死战的雄心。

　　由于赛前需要调整时差，也为了进一步适应欧洲人的打法，我们在时任中国乒协主席陈先同志的率领下提前动身，到匈牙利和民主德国，与这两个国家的运动员共同训练并进行友谊赛。期间，大家都在进行大赛前的适应性演习，“相互摸底”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匈牙利队，他们的主要对手就是中国队和日本队。而我们如果要想与日本队决战，也必须先过“欧洲劲敌”这一关。

　　在我们与匈牙利队的友谊赛中，男队以5比2胜出，女队以1比3告负，大家都在很认真地寻找比赛感觉。来到民主德国后，当地乒协把我们安排在了毗邻联邦德国的一个叫爱尔福特的小城市训练。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的关系，没过多久，我突然皮肤过敏，身上起了许多小斑块。偏偏这时脚上又冒出几处“鸡眼”，影响了走路和训练。无奈之下，队里只好把我送到爱尔福特市的一家医院去看病，不料医院以为我是中国来的某某贵宾，非要小题大做，让我留下来住院。

　　对于皮肤过敏，德国大夫的治疗方法是让我吃药；对脚上的“鸡眼”，他们只往我的脚底上洒了一些药粉。眼看着世乒赛一天天临近，我躺在床上心急如焚，心想这干药面能有什么用？好不容易熬了三天，皮肤过敏的症状明显减轻，尽管“鸡眼”还在，不过经我再三要求，院方总算允许我出院了。令我惊喜的是，几天之后，脚上的“鸡眼”不知不觉地无影无踪了。当时我十分后悔，真不该把从医院带出来的那罐“药粉”给扔了。

　　世乒赛开幕的前几天，我们从民主德国坐火车前往联邦德国的多特蒙德，中国队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头一回去到“柏林墙”以西的地带。对于那里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只晓得那里是“资本主义世界，纳粹军国主义有抬头之势”。列车快进站时，张钧汉领队反复叮嘱我们，“下车后必须提高警惕，集体行动，不准掉队。”到站后，我们看见站台上的军警都戴着“大沿帽”，跟电影里的纳粹军官差不多，大家心里都不由得紧张起来。正当我们看得出神，随队翻译忽然说：“联邦德国还没到，我们现在还在民主德国境内”。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埋怨翻译怎么不早说，弄得大伙神经兮兮的。终于到了多特蒙德，才发现一路所见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家的心情这才如释重负。

　　东道主给我们安排的住地，是一所非常简陋的小旅馆。除了只供应早餐，最不方便的就是离比赛场地太远，来去要耽误许多时间。当时，世界冠军日本队被安排在离赛场很近的一个旅馆住宿。每当看到日本队员从体育馆步行回旅馆时，我们的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组委会给我们每个人发了市内交通月票，可以免费坐有轨电车往返。电车上的售票员和乘客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感到很新鲜，都愿意和我们聊两句，为我们指路，显得很热情。

　　到这边还了解到：就在我们同匈牙利、民主德国共同训练比赛之际，日本队也先期到达欧洲开始了适应性练习，并想方设法了解中国队的情况。日本名将荻村伊智郎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中国男队将是我们最危险的对手”。

　　赛场上爆发“传染病”

　　尽管东道主观众的呼叫声铺天盖地，震得我们脑袋都有点儿转向。但在小组赛中，我们还是先后战胜了联邦德国队和劲敌瑞典队。进入半决赛，我们又遭遇了匈牙利队，两队的胜者将与日本队争夺团体冠军。在排阵方面，匈牙利队派出了西多(1、4、8)，福尔迪(2、6、9)和别尔切克(3、5、7)的最强阵容，我们则派上了杨瑞华(l、5、9)、王传耀(2、4、7)和容国团(3、6、8)与之对抗。

　　前两盘我们打得非常顺利，杨瑞华和王传耀先后击败了西多和福尔迪，为队伍取得了2比0的领先。第三盘，容国团与别尔切克战成1平后，在第三局14:9领先的情况下求稳保守，给了别尔切克喘息的机会。最终由于在尾局失误过多，让匈牙利队扳回了一城。虽然此时我们仍以2比1领先，但别尔切克死里逃生，容国团领先未胜，这让之后出场的王传耀和杨瑞华在思想上都受到了影响，他俩分别败于西多和别尔切克后，我们反以2比3落后。容国团振作起精神，在第六盘击败了福尔迪后，双方打成3平。第七盘，双方第一主力王传耀与别尔切克相逢，结果曾经对别尔切克保持九连胜战绩的王传耀，在双方第十次交锋时由于压力过大连丢两盘，意外告负。此时我们的阵脚开始乱了，而匈牙利队则士气高涨。老将西多在第八盘比赛中一鼓作气，以2比0战胜了容国团，中国队终以3比5败给了匈牙利队，痛失与日本队争夺团体冠军的机会。

　　夺取斯韦思林杯的愿望一下成为泡影，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对于这场失利，究其原因还是更多地输在了心理上。当“该赢没赢”的情况在临场发生时，其他队员缺乏思想准备，像害了“传染病”，造成了连锁的失常反应。虽然我没有上场，但我同样感到歉疚。毕竟在关键时刻，我没敢挺身而出，向教练表明知难而进、敢于上场的决心，所以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神秘大门隆隆洞开

　　在男团失利之后，消极情绪一直波及到我们的单项比赛，唯独在团体半决赛中丢掉两分的容国团一路脱颖而出，杀入了最终的男单决赛。他首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联邦德国的名将朗格；第三轮淘汰了南斯拉夫全国冠军马科维奇；第四轮拼掉了瑞典新秀埃里克森；第五轮制伏了日本最凶悍的“快攻杀手”星野展弥；第六轮狙击了赛会头号男单种子别尔切克后杀入了前四名。

　　容国团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此前先后淘汰了我和杨瑞华的美国选手迈尔斯。他在这场比赛中大胆地改变技战术，从拉攻结合转变到“泡蘑菇”般的搓球过渡。这一“变招”最终把对手搞得晕头转向，体力不支，无心恋战。当裁判请迈尔斯将某个滚出挡板外的球捡回来继续比赛时，他索性两手一摊向裁判示意不想再打下去了。他甘愿认输的举动，引起了场上一片笑声。最终容国团在决胜局以21:8的悬殊比分获胜，昂首步入决赛。

　　1959年4月5日，男单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威斯特法伦体育馆中座无虚席。面对团体赛中曾经输过的匈牙利老将西多，容国团同样利用过人的智慧与敢打敢拼的精神与对手周旋。随着他最后一球的有力一击，一个新的世界冠军就此诞生了。象征世界乒乓球(微博)男子单打最高荣誉的圣·勃莱德杯，第一次刻上了“Rong Guotuan China”这16个英文字母。容国团凭借顽强的毅力、多变的战术、独特的中国式进攻打法，实现了他“夺取世界冠军”的诺言，为中国乒乓球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此，通往世界冠军那扇厚重而神秘的大门向中国人隆隆洞开了。1959年4月5日，也成为了我们永远铭记的一天。

　　1989年，又一次悲喜交加

　　多少年来他们挥汗如雨、带伤训练、节假日不休息，不就盼着这一天吗？这一天来了，如果仅仅是因为信心不足而把不该输的球输掉了，那会抱憾终生的。我就为自己当初在这里跌的跟头悔憾了30年……

　　沾男队边的都输

　　1989年3月29日，就在中国乒乓球界艰难地踏上发奋创新之路不久，第40届世乒赛第二次在多特蒙德开幕了。按说，多特蒙德应该是中国乒乓球的福地。1959年，容国团在这里为中国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然而30年之后，中国男队打法落后、青黄不接，再度征战多特蒙德时困难重重。代表团战前开动员会，我提到了容国团的事迹，希望可以增强队员们的信心。多少年来他们挥汗如雨、带伤训练、节假日不休息，不就盼着这一天吗？这一天来了，如果仅仅是因为信心不足而把不该输的球给输掉了，会抱憾终生的。我就为自己当初在这里跌的跟头悔憾了30年……其实这些事大家差不多都知道，但此刻在多特蒙德讲，味道可能有些不同。相比之下，女队情况不错。我只是担心男队，别出什么意外。结果，意外还是发生了。

　　4月5日，中国队保持了四届的男团冠军被瑞典队夺走了！而且，我们在决赛中居然一盘未胜。

　　江嘉良1比2阿佩依伦(-10，18，-15)；

　　滕义1比2瓦尔德内尔(19，-20，-17)；

　　陈龙灿1比2佩尔森(22，-19，-13)；

　　江嘉良1比2瓦尔德内尔(22，-19，-13)；

　　陈龙灿0比2阿佩伊伦(-17，-16)。

　　陈龙灿最后一板侧身扣杀出界后，瑞典选手和乒协官员冲进赛场，将阿佩伊伦抬起来抛向空中。馆内大多数欧洲观众或击掌或欢呼或抛帽，沉浸在渴望了整整十年的胜利喜悦之中。而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遗憾，除了我们的新人在这次大赛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之外，还有我们的传统快攻打法再一次凸显出了落后性。

　　男队在随后的单项比赛中接连失利，当然也是让人遗憾的事：江嘉良/于沈潼止步于男双1/8决赛；而陈龙灿/韦晴光和滕义/惠钧两对搭档又在半决赛中双双失利。陈龙灿在男单第三轮败给了南朝鲜的金择洙；许增才在1/4决赛中憾负于瑞典的佩尔森；于沈潼在淘汰了江嘉良之后，半决赛中同样被佩尔森淘汰。在混双赛场上，我们在8强中占据了4个席位，形势还不错。但随后，滕义/胡小新0比2败给了刘南奎/玄静和；韦晴光/李惠芬(微博)1比2被陈志斌/高军淘汰，后者在半决赛中0比2不敌南斯拉夫的卡列尼茨/佩尔库钦；而另一对进入半决赛的陈龙灿/陈静组合最终又被刘南奎/玄静和挡在了决赛大门之外。如此算来，中国男队一块金牌也没拿到。

　　女队“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4月3日晚，女团决赛开战在即。威斯特法伦体育馆外的停车场内挤满了汽车，体育馆内的看台更是座满了观众。比赛在中国队与南朝鲜队之间进行，第一盘由李惠芬对阵玄静和。尽管是一名老将，但李惠芬首场上阵也难免拘谨。首局失利后，她又在第二局20:16领先时被玄静和连搏五分，反被对手拿到盘点。当时，一个瘦高个的男同志(事后了解到此人是我驻联邦德国使馆武官处少校王晓明)在观众席上站起身来高声问：“红高粱都会唱吧？”当地华侨、中国留学生、我使馆官员及我男队选手齐答“会！”于是，数百名中国人亮开歌喉，“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呀，往前走，莫回头……”俏皮的歌曲顿时迸发出庄重奇妙的效果。这几句歌声帮助李惠芬以23:21赢得了第二局，并最终在决胜局中获胜，为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赛后李惠芬说：“一般在场上听不到拉拉队的声音，但这两句歌确实挺给劲儿的！”

　　随后，陈静与陈子荷/李惠芬又分别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二盘单打和第三盘双打，中国队以3比0战胜了南朝鲜队，蝉联了考比伦杯。决赛前，关于这场比赛的排兵布阵，教练组先后开了不下七八个小时的会，事实证明，这场球我们打得的确很有智慧。

　　除了女团完胜，我们的队员在女双赛场上的表现也很值得称道，在8强中共占据了5个名额。最终乔红/邓亚萍在决赛中以2比1战胜了刘伟/高军，这也是她俩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对于邓亚萍成为世界冠军，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因为她年龄太小，只有16岁，个子也不高。但是在她身上，不同凡响的东西很多。作为一名新秀，邓亚萍也正是从那一届世乒赛开始打出来了。

　　与邓亚萍搭档斩获女双桂冠的乔红，随后又在女单比赛中突出重围，成为了中国队此次出战世乒赛唯一荣获两枚金牌的选手。她在进入8强后，分别战胜了已加入法国籍的原中国四川选手王小明、南朝鲜队的玄静和以及朝鲜队的李粉姬，最终夺冠。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届世乒赛中获得金牌的陈静、胡小新、乔红，都是湖北运动员，也都是湖北队教练冯梦雅的学生。一个地方队教练培养的学生能够一次涌现出三位世界冠军，是很难得的。

　　53年前，我们第一次到这里的吃住条件都不是很好；53年后，第三次来到多特蒙德，这里一切都已经很方便了。那时，仅有两位新华社驻德国的记者报道我们在世乒赛中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媒体团队很庞大，而且也都鸟枪换炮。

　　走进同一个体育馆，我感觉德国观众对于乒乓球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作为东道主，德国队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除了本国观众，还有很多欧洲观众也都来为他们加油。我们的队伍虽然在阵容、实力和技术打法上都处于比较好的时代，但是好时代并不等于不输球。所以，我们需要调整好心态，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男团决赛最终在中德两队之间展开，又为世界乒坛留下了一场十分精彩的较量。

【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乒乓世界》电子版：http://chinatt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