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程度上，工作服是一个职业的标志——通过一个人身着的工作服，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其从事的职业(这其中也有“假冒伪劣”，他们除外)，一旦需要，能以最短的时间求得某种便利。比如，在餐馆就餐时，极少会有人冲着穿城管制服的人说“劳驾，麻烦您给我上两瓶啤酒”，因为他们干得不是这一行；而站在喧闹的十字街头不知去向时，肯定会循着“有困难，找警察”那句话直奔头戴大盖帽、身穿黄白相间塑料反光背心的人，请他帮忙找找北……

　　近来，在女子拳击运动员是否要穿裙装参赛的问题上掀起了波澜。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建议女拳手着裙装参赛，因为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女将已经或将要穿裙子比赛；大多数女拳手则以“穿裙子比赛太怪异和不舒服”为由，表示了不同意见。

　　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与女拳手之间的“争论”不禁让我想起自己对拳击的最初认识——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将近结尾的部分曾有这样一组镜头：真假瓦尔特在高高的矿渣堆上格斗，虽然两人拳脚相加，但用手打击对手的动作远多于脚，往往是真瓦尔特一拳下去把假瓦尔特打得晕头转向，看得真叫过瘾。那时候，我年龄还小，不知道那就是拳击，于是给它起了个比较感性的名字——“瓦尔特拳”。现在想想，电影里的真假瓦尔特那时穿的好像不是西装就是夹克，并没有穿专门的拳击“工作服”，但他们确实是在玩儿拳击。

　　还有一个情景是几十年前在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节目的片头看到的：先是两只周身长满黑毛的大猩猩之间的搏斗，紧接着是两个赤裸上身的男拳手在拳台上较量。尽管这两个镜头一闪而过，但事后想：编导大概是想通过这种表现手法，说明人类许多运动的雏形来源于动物的肢体动作，抑或与仿生学有些关联。

　　拳击的本质是体育运动，只要不背离这一大原则，有关这项运动的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意见与建议都会通过自然法则修正、完善，大可不必闹得满城风雨。

　　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的初衷应该是善意的，最起码通过比赛着装，观众可以直观地分别出选手的性别，否则谁能一眼看出戴着头盔、穿着短裤的拳手到底是男是女？另外，女拳手着裙装参赛或许可增添这项运动的魅力，这种“包装”在文艺界早有先例。

　　小提琴演奏被视为高雅艺术，演奏者要么西装、领节，要么白裙拖地……总之得端着那股劲儿。然而，英籍小提琴手陈美却颠覆了这一传统，不仅为其注入了现代元素，在装束上也更为时尚。尽管人们对此看法不一，但没人说她手里拿的不是小提琴。还有女子十二乐坊，十几个操着琵琶、二胡等不同民族乐器的女孩子，没有单纯地依靠某种乐器演奏《二泉映月》、《春江花月夜》，她们以一种现代的形式将民族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出方式和着装的变化并没有改变音乐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还扩大了观众群，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女拳手比赛时穿不穿统一的“工作服”不会对拳击本身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它不会像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鲨鱼皮”泳衣那样影响成绩，因此决策者对这些无关痛痒的规定，大可采取一些弹性手法。

　　1988年汉城奥运会，美国田径运动员格里菲斯·乔伊纳以10.49秒打破女子100米世界纪录，她当时的奇异着装成为媒体议论的热点。她穿什么，怎么穿，国际田联没有说东道西，这只是她的个人选择，而且没有超越运动的本质，还使许多人因此记住了“花蝴蝶”。

　　在一般情况下，“工作服”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并不是竞技体育胜负的决定因素。但不可否认，“工作服”(准确地说是包装)有时的确能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某项运动，这种功能在当今社会是不能忽略的。

　　本报记者 李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