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政人员到领队，再到副局长——沈积长职务的变化让他见证了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训练局的发展与变迁。在训练局成立60周年之际，他回忆，场馆工作人员为了保障运动员安心训练一直在默默付出

　　背景：从1951年至今，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走过了60年。尽管该局现在的职能相比1998年前有了较大转变，但其“金牌摇篮”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成百上千的世界冠军从这里诞生。

　　受访人：沈积长(时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现已退休)

　　从1961年由当时的国家体委群体司借调至训练局算起，到1995年退休，沈积长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体育馆路南侧的一个大院里度过的。虽已退休十几年，但他依然对这座大院恋恋不舍，以至于把接受采访的地点也选在了这里。

　　记者：你与训练局的渊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沈积长：1961年。那时候，我从当时的国家体委群体司借调到这里，参与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筹备工作。

　　记者：你与训练局的“初恋”一定很难忘？

　　沈积长：那时我比较年轻，而且第26届世乒赛又是我国第一次承办世界性比赛，加上当时又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时期，所以许多往事现在仍历历在目。虽然我们那时没有承办世界性比赛的经验，但人们的工作热情特别高，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

　　记者：借调，意味着你那时还不是训练局的正式工作人员。

　　沈积长：是的。第26届世乒赛组委会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从各单位、部门抽调人员，随着比赛结束，人员还要返回原单位。不过，在那届比赛中，中国运动员拿了3项冠军，当时的体委主任贺龙同志非常高兴。之后，中国队备战第27届世乒赛前，在贺老总的力主下，我和部分同志又被借调到训练局，参与相关工作。

　　记者：你正式调入训练局是在哪年？

　　沈积长：1964年，我正式从国家体委群体司调入训练局。

　　记者：从此没再离开过？

　　沈积长：除“文革”期间，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外，我其他时间基本都是在训练局度过的。我工作了40年，前10年在国家体委群体司，后30年在训练局——前10年在办公室做行政工作；中间10年出任中国乒乓球队领队；后10年担任训练局副局长，主管乒乓球、羽毛球、举重以及后勤工作。

　　记者：领队是你在训练局的又一个新角色，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沈积长：1976年，我平反后又在训练局开始了新的工作；1978年起担任中国乒乓球队副领队、党支部书记。

　　记者：那正是中国乒乓球的低谷——在第35届世乒赛上，男队只得到了半个冠军(混双)，你的压力是不是很大？

　　沈积长：当年在运动队中实行的还是总教练领队负责制，我肩上的担子的确很重，而且乒乓球又是国球，肩负着打翻身仗的重任，可以说乒乓球队的每个人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记者：你当时做了什么？

　　沈积长：教练那时抓业务，我协助他们做好运动员的思想工作。

　　记者：一部分人认为，思想工作只是凭空说教。

　　沈积长：那怎么行呢！那是对运动队思想工作的曲解。

　　记者：在实际工作中，你是怎么做的？

　　沈积长：乒乓球队那么多运动员，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思想工作必须要有针对性，要不怎么能服人呢？那时，我们规定运动员宿舍每晚10点熄灯，但有些胆子大的男队员，超时不归，而且也没有事先请假。遇到这个情况后，我就睡到他的床上，等他。深夜，那个队员回来了，摸黑到了床边后，发现上面睡着个人。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当面批评他，只把他回宿舍的具体时间告诉他，然后把情况简单地写在乒乓球队的一个小黑板上。人是要面子的，那个运动员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后来对自己的要求便严格了起来。类似的例子还有。

　　记者：第36届世乒赛，中国队包揽7项冠军，其中也有你的功劳。

　　沈积长：功劳谈不上，那是运动员和教练员付出的努力，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备战那届世乒赛时，蔡振华腰部受伤。恢复的时候，医生建议他进行长跑，以增加腰部力量。当时正是冬季，他每天绕着训练局附近的龙潭湖跑步。刚开始时还穿着较厚的衣服，但跑的过程中，身体出汗，需要逐渐减衣服。那时，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跟在他后面，帮他拿衣服。

　　左手直握球拍的谢赛克，由于他的握拍角度与别人不同，左手虎口磨出了茧子，这样一来，他握拍就不舒服，总要拿木锉锉球拍，而且频繁更换球拍。时间一长，造成了心理问题。发现这个问题后，我和许绍发(时任谢赛克主管教练，后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到谢赛克的宿舍一看，他存了20来只拍子。当时，我们只允许他从中挑选一支拍子使用，其余的全部封存。这样做，就是不给他留退路，让他全力以赴投入比赛，避免产生思想波动。

　　记者：你的工作做得细致入微，难怪中国乒乓球队时隔两年就打了漂亮的翻身仗。

　　沈积长：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那时，训练局有11个项目驻局，游泳、田径、三大球、体操、跳水……每一个项目的领队都是这样，大家都比着，谁也不想落后。

　　记者：你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多久？

　　沈积长：将近10年。1985年，我开始担任训练局副局长。

　　记者：角色再次转换，感受肯定也有不同。

　　沈积长：过去只要搞好乒乓球队的工作就行了，后来我不仅继续分管乒乓球，而且又加上了羽毛球和举重两个项目，还有后勤等事务性工作。

　　记者：相比具体的运动项目，事务性工作是不是更为繁琐？

　　沈积长：后勤工作是为运动员提供保障的，稍有疏忽就会影响运动员的成绩，所以必须要认真细致。

　　记者：具体谈谈吧。

　　沈积长：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以刻苦训练著称，正常训练结束后，她还要加练，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训练馆。其实，比邓亚萍更晚离开的是场馆工作人员，他们为运动员获得优异成绩，在后面默默无闻地奉献着。包括餐厅的厨师，必须等运动员用过晚餐后才能离开。

　　记者：每个冠军背后都有一个团队在默默奉献。

　　沈积长：在训练局工作的同志都知道，每天晚上7点钟是我们的上班时间，运动员用餐、治疗、开会、业务学习大致都在晚7点以后。我们的后勤保障工作必须细致到位，如果出现大的失误，甚至可能影响到运动成绩。这段时间的工作一直会持续到9点半前后。如果是领队、教练，他们的工作就更繁重了，出于管理的需要，时常要住在队里。

　　记者：你在体育系统工作了40多年，其中30年都献给了训练局。你这30年的工作感受是什么？

　　沈积长：欣慰。我亲眼见证了中国体育渐渐强大，而且在其中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非常满足。(本报记者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