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纠结

　　究竟是“学生运动员”还是“运动员学生”，大运会上，这个并非文字游戏的概念总是被提及。

　　专业体工队培养出的运动员是否有资格参加大运会，“纯大学生出身”的运动员是否有实力参加大运会，这些原本“不该是问题”的问题，到底怎样去理解和回答？

　　与其用某种固定的框架去寻找模式，不如看看深圳大运会的实际情况。

　　专业运动员在大学边读书边训练是一种情况，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女足，不少北京队和大连队的队员在北师大就读；一个项目整队与一所高校合作办学是一种情况，比如由上海女排为班底组成的复旦大学女排；高校自己培养运动员又是一种情况，比如天津理工大学的跆拳道品势队。此外，还有清华大学正在尝试的“一条龙”训练体系，从清华附小、附中，直到大学，强调学业和训练的始终连贯。

　　这些来自不同体系的运动员共同组成了中国大学生代表团。前提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在校注册、具备学籍的大学生。满足了这一条，“英雄不必再问出处”。此外，还要看到近几届大运会的一个趋势——高校自己培养出的运动员数量不断增加，质量有所提升。

　　体育回归教育则是更大的趋势，也是“以人为本”的思路体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人们的视线除了关注金牌之外，更多转向对运动员群体的关注，关注运动员的长远利益和全面发展。大运会由此承载了更多意义，人们希望在这里看到中国体育更加人文、更加多元的发展模式。

　　在这样的趋势和背景下，探讨北京理工大学男足的坚持，也就有了新的视角。

　　北理工的坚持

　　北京理工大学男足，由前北京国安队名帅金志扬指挥，多年来在中甲联赛中浮浮沉沉。此次以该队为班底组建了中国大运男足。在深圳大运会上，这支有博士生球员的队伍被称作“学历最高”。同日本队一战，虽败犹荣。

　　有人认为，北理工参加中甲联赛是“扭曲”，因为学生军本不该以职业联赛为目标，大学体育和职业体育本就是不同的阶段，如何可以并轨。

　　金志扬的看法是：北理工打拼中甲，最重要的意义是提醒人们，还有这样一支学生军存在。他们在用自己的努力呼唤“体育回归教育”。

　　对北理工的质疑和北理工的坚持，其实说明的是一个事实：中国的大学足球根基还很薄弱，否则，北理工也不必这样咬牙苦撑。“如果中国的足球场上有100所北理工、1000支中学足球队、一万支小学足球队，中国足球就有希望”，金志扬这样说。

　　而这一点，其实正是大运会上反映出的中国和美国、日本等国家学校体育的巨大差距。

　　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拥有上千支篮球队，为美国男篮职业联赛(NBA)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才；日本足球近年来的崛起，秘诀就在于校园足球的养分充足。搭建起完善的学校体育培养体系，首先，运动员不必再担心“没文化”，其次，体育不必再担心“没人才”。

　　道理并不高深，但这个过程中的理念转变，是体育和教育部门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丁松的“说不准”

　　丁松，前乒乓球国手，属于“动脑子”的球员。如今，丁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体育老师，带领上交大男乒出征大运会。

　　丁松麾下弟子有许昕、闫安等人，这几名球员都曾在国家队历练过。得益于中国乒乓球无人可比的系统训练，包揽深圳大运会金牌不出意料。

　　记者问丁松，如果始终在学校体系之中，保持着半天上学半天训练的节奏，中国乒乓球还能有这样的强势吗？

　　丁松认真想了想之后说：“说不准。”

　　丁松的“说不准”有他的道理，从专业体工队系统中培养出来的球员，以时间累积出水平的提升，一天两练甚至三练都属平常。如果训练时间打了对折，怎能保证水平不受影响？

　　首都体育学院院长钟秉枢对记者讲了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观摩的一堂篮球训练课，“4个教练负责不同的内容，5个志愿者分别负责计分、捡球、递毛巾和水。主教练一声哨响，两个小时的训练几乎没有闲暇时间，效率非常高。”美国大学对训练的时间限定非常严格，每周不得超过20个小时，也就是说，如果按一周训练6天计算，每天训练时间只有3个多小时。

　　“实际上，体育部门已经有所实践。拳击队上个奥运周期压缩了3/5的训练时间，金牌照样拿”，钟秉枢说。

　　钟秉枢认为，相比而言，我们的大学在科学训练方面有所欠缺——因为一直以来高水平竞技人才都出自体育部门，大学在教练、设施、训练理念和手段等方面难免落后。

　　如果体育部门的科学训练继续突破，中小学减负则是与之关联的另一个话题。“你给小孩子空闲时间，他自然会去玩，去参加运动了。”

　　中国体育的金字塔，这样说来是否会更合理一些呢？

　　(本报深圳8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