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昨日，40岁的举重冠军邹春兰再次成为了舆论的主角，这个命运跌宕的女性再次向媒体吐露自己“生活穷困，不期盼苦尽甘来，且因服用大量的激素导致不孕，无法完成当母亲的梦想”，一时掀起轩然大波。为此记者特意采访了河南省重竞技中心主任李岩，以及我省奥运冠军贾占波，这两位体育界的专家针对邹春兰一事发表了相同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退役运动员安置问题，而是一个负责的社会统筹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呼吁在努力”。

　　□记者  王小娟

　　“邹春兰”只是一个极端

　　当听记者说起邹春兰的近况时，李岩的声音有些低沉，“每当听到这些新闻都很难过，毕竟都是体育人，假如邹春兰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会咋样？他们过得不好我很难受。”李岩说，邹春兰以及其他穷困窘迫的各种队员确实存在，各个省几乎都压了一批无法妥善安置的队员，不过邹春兰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极端，不代表广大运动员。“事实上，几乎所有体育局都非常想把自己的队员都给安置好，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安置的，这与咱们现在的国家政策也有关系，虽说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安置政策，但执行的过程中遭遇很多现实的阻力，不是很如意。”并且李岩还提出一个观点，“邹春兰事件不会是一个群体，只是她一个点，假如是一个群体事件，我国有一群女运动员都遇到了和邹春兰一样的问题，那就完全可以诉诸法律了。”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统筹问题

　　那到底什么样的运动员比较好安置呢？贾占波说，首先在那些高级别高质量的大型比赛中的冠军都很好分配，通常会当教练，还有就是一些大众喜闻乐见的项目，像乒羽网篮排，与各个厂矿企事业单位联系紧密，也容易被安置。“凡是不好安置的，基本都是冷门的、社会上用途不大的项目，还有就是在一些并不算很高级别的赛事中偶尔一次获得了冠军的队员，这些人通常不容易被认可。”此外，贾占波还提到了一个细节，“你可以查一下邹春兰他们这些人的资料，基本上都是从农村出来，家庭条件非常艰苦，而自身的文化水平也较低，综合素质一般，这些人的竞争力甚至还比不上那些成绩一般但却非常会待人接物的队员。”贾占波还说，很多部门其实都提过退役运动员安置的这个事情，“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需要社会各部门统筹解决的问题。”

　　公布隐私？

　　邹春兰

　　很生气

　　假如说退役后过得穷困潦倒还可以公布的话，那么因服用雄性激素导致无法怀孕就属于绝对的个人隐私了。难道邹春兰连这样的隐私都要公之于众？除非是心理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才会出此行为。于是昨日记者尝试着拨打邹春兰的手机，却被告知停机，随即记者又联系到了此前采访过邹春兰的记者，该记者说邹春兰昨日上午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责问我为什么把她的隐私给登了出来？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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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少潦倒队员？

　　近几年记者在采访各种体育新闻的过程中，也耳闻了很多运动员退役后的生存状况，多半是好的，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过得实在不怎么样。比如去年媒体热炒的女足前国脚王丹丹，她在退役时选择了摆地摊维生；女子中长跑队员郭萍因为超强度的训练，导致她的脚趾几近残疾，她的父亲甚至要为了一个月500块钱去煤矿开工；第一届城运会男子自由式摔跤冠军李朝辉，因为除了摔跤什么也不会，使得他的生活无比窘迫，为了能够治疗自己的病痛，李朝辉甚至动了卖掉奖牌的念头；中国女子体操的第二位世界冠军樊迪，自1990年退役后，长期以来都要靠恩师黄玉斌来帮助，每次前去北京看望恩师时，黄玉斌都要给她资助，而对此黄玉斌在采访时也有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