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1999，上一个兔年的故事

　　文/夏娃

　　12年一个轮回，世乒赛又转到了荷兰，1999年在埃因霍温，2011年在鹿特丹。这期间世乒赛走过了吉隆坡、大阪、巴黎、多哈、上海、不来梅、萨格勒布、广州、横滨和莫斯科，在吉隆坡丢了男团斯韦思林杯，在巴黎丢了男单圣·勃莱德杯，在莫斯科丢了女团考比伦杯。

　　回想起来，虽然中国队2005年在上海、2009年在横滨同样包揽了5个单项的冠军，但1999年的第45届世乒赛还真有些特别。

　　——有70多年历史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从这一届开始有了冠名，中国的民营企业天津大维集团出资50万美元，把“大维”的名字放在了第4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前，这是国际乒联历史上获得的最大一笔赞助款，同时也是中国企业首次垄断在国外举行的世界锦标赛冠名权。

　　——因为科索沃战争，原定于4月26日至5月9日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世乒赛延期易地，改在8月2日至8日在荷兰埃因霍温举行，原本两年一届包括7个项目的世界锦标赛第一次把5个单项和男女团体赛分开举行。

　　——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卸任，46岁的加拿大人沙拉拉成为了国际乒联第6任主席。

　　——38岁的蔡振华第一次以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的身份率领历史上最年轻的阵容出征世乒赛，囊括全部5个单项比赛的冠亚军，混双项目还创纪录地包揽了前8名。

　　——23岁的刘国梁在这一届世乒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获得胜利，这个男单冠军让他成为中国男子乒坛第一个“大满贯”选手，而赛后的尿检又让他卷入乒乓球历史上的第一例“兴奋剂事件”。

　　荷兰世乒赛很中国

　　中国乒乓界在1999年经历的各种“第一次”，是从王楠开始的。在国际乒联1月1日公布的1999年第1期电脑排名中，不满20岁的王楠取代了高踞榜首8年之久的乒坛皇后邓亚萍，中国乒乓球历史上的“邓乔时代”也就此宣告结束。1997年曼彻斯特世乒赛之后，邓亚萍开始在清华、英国剑桥和诺丁汉大学读书，情形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张怡宁有点相似，虽然两年没有参加比赛，但一直没有正式宣告退出乒坛。在这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电脑排名公布之后，我分头采访了邓亚萍和王楠。王楠当时的回答是：我觉得这并不意味着我已经真正取代了邓亚萍，技术上我们可能差不多了，但是思想、意志品质方面我们与她的差距很大，还要不断向她学习。她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特殊的人才，要想真正超过她，也许经过几年的努力才能达到，也可能直到我退役也达不到。

　　在当年的第一期世界排名中，男子选手的第一位是刘国梁。但他不是第一次当第一，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夺得男单男双两枚金牌后，刘国梁坐上了男子排名的头把交椅，此后世界第一由孔令辉、瓦尔德内尔、萨姆索诺夫和刘国梁轮流坐庄。

　　马琳在这张排名中名列第7，另一位直板高手金择洙居第8位。那时候人们就很期待的“直横大战”，但论综合能力，似乎只有刘国梁，不仅仅作为硕果仅存的直板正胶，甚至是整个直板打法的代表，与十几位横板高手抗衡。当时中国队的头号对手还是老瓦，他是当时世界男子乒坛唯一一位“大满贯”选手，但从1992年到1999年已经5次输给了刘国梁。孔令辉是最让欧洲高手们服气的中国运动员，但他因为球板问题，已经被总教练蔡振华预言“变数最大”。当时男单夺标呼声很高的还有排名第4位的王励勤，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他处于一种“谁挡我，我灭谁”的状态，谁都拦不住。

　　然而，一场战争打乱了一切。3月22日，乒羽中心副主任姚振绪飞往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作为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主席，他将主持3月25日举行的第45届世乒赛抽签仪式。因为南联盟的局势早已处在一触即发的临战状态，整个世界乒坛都在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贝尔格莱德还能否放下一张平静的球桌？当时我作为《中国体育报》的记者，从3月22日开始每天通过电话采访姚振绪，直到3月24日战争爆发，国际乒联在第二天做出了撤消贝尔格莱德世乒赛主办权的决定。当地时间3月26日凌晨2点，姚振绪在南乒协的协助下，连夜离开战火中的贝尔格莱德，转道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飞了回北京。那也是当时52岁的姚振绪第一次亲身经历战争。

　　在预定抽签仪式之前的一个小时，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国际乒联执委会特别会议，执委们从全球各地把电话拨给住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兼总干事沙拉拉。在大家一致同意第45届世乒赛延期易地之后，徐寅生说：“世乒赛规模大，赛期长，举办一次本来就不容易。这次临时改期、易地，情况特殊，接下来要考虑其它申办协会提出的举办时间、赛场和接待条件，以及电视转播等问题。所以世乒赛的比赛方式很可能因为这次改期易地而发生变化，为了减轻主办协会的负担，有可能把团体比赛和单项比赛分开举行，这也是为今后的世乒赛改革作一次尝试。”

　　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中国乒乓球器材，也因为这场战争经历了一次 “大迁徙”。作为第45届世乒赛指定器材商，双鱼公司1999年1月就把装有80张球台以及配套比赛器材的6个大型集装箱，绕道荷兰鹿特丹运抵南斯拉夫科贝尔港口。科索沃和谈破裂，国际乒联决定将比赛更改在荷兰埃因霍温时，双鱼的比赛器材已经在科贝尔港口搁置了70多天。通过国际乒联协调，又把集装箱从南斯拉夫运回了荷兰鹿特丹，再装运至埃因霍温。组委会忙中出错，使用了错误的装卸方法，用大铲车来运输球台。辗转颠簸的双鱼球台，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开箱检查后竟然完好无损，完全符合世界比赛标准，让国际乒联和组委会的官员们松了一口气。这件事让双鱼公司的员工们至今为之骄傲。

　　因为双鱼、大维和红双喜这些中国企业，我们也第一次在国外举行的世界比赛中体验到主场的感觉。

　　场地里，所有的挡板广告都被中国产品包了，有冠名赞助商大维，器材赞助商双鱼和红双喜。证件上，双鱼，大维，红双喜的LOGO在显要位置上，包括可口可乐在内的世界品牌都在最下方。抽签仪式上，最先看到的是醒目的汉字：大维第4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英文退为次席。再加上无处不在的中国脸，比赛还没开打，就有外媒报道说，中国将赛场搬到了荷兰。荷兰组委会甚至找双鱼公司商量，能否在球桌边上贴上“埃因霍温”的地名，以免电视观众产生世乒赛在中国举行的误会。

　　有惊无险的世乒赛之旅

　　为了专心备战4月份开始的世乒赛，中国队放弃了1999年第一季度的几站国际公开赛，导致世界排名的积分下降。世乒赛推迟到8月，中国队从6月下旬开始又进行了一次封闭训练，是历届世乒赛备战时间最长的一次。按新的世界排名报名时，中国队损失了3个参赛名额——一个男单和两个女单。早在2月份，曼彻斯特世乒赛之后成为中国队总教练的蔡振华就表示，要通过公开竞争选拨世乒赛阵容，除了技战术水平、比赛成绩和经验多方面标准去衡量，还要考虑年龄衔接和选手的潜力。公平竞争和综合考量的最终结果如下：

　　男单9人：孔令辉、刘国梁、王励勤、马琳、阎森、刘国正、冯喆、谭端午、郭刻厉；女单11人：王楠、李菊、杨影、张怡宁、王辉、林菱、孙晋、张莹莹、成红霞、李楠、丁颖；男双4对半：孔令辉/刘国梁、王励勤/阎森、冯喆/张勇、马琳/秦志戬、谭瑞午/梁柱恩(中国香港)；女双5对半：王楠/李菊、杨影/孙晋、王辉/成红霞、张怡宁/张莹莹、林菱/李楠、丁颖/王晶(中国香港)；混双9对：王励勤/王楠、刘国梁/李菊、秦志戬/杨影、马琳/张莹莹、刘国正/李楠、阎森/张辉、冯喆/孙晋、谭瑞午/张怡宁、郭刻厉/林菱。(现在的年轻国手肯定很羡慕师哥师姐们，12年的世乒赛中国队可以报那么多人！)

　　这是中国队参加世乒赛历史上最年轻的阵容，最大的阎森、孔令辉24岁，最年轻的张莹莹只有16岁，男队平均年龄不到22岁，女子19岁。超过半数选手是首次参加世乒赛。再加上原来的世乒赛都从团体赛打起，中国队有团队优势，这回首次分开，先打单项，蔡总教练认为比赛经验和应变能力，是对中国队最大的考验。赛前他还排出的夺冠难度顺序，从易到难是女单、男双，混双，女双，男单。

　　7月27日，第一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11名男运动员、12名女运动员和10名教练员蔡振华、陆元盛、李晓东、尹霄、吕林、吴敬平、鲁尧华、李隼、施之皓、乔晓卫在内的第一批队伍飞往荷兰第六大城市格罗宁根。中国队在这个大学城进行适应性训练，是由荷兰四队一手安排的，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曾担任陕西男队主教练、后来在荷兰国家队当了7年教练的李济蜀。格罗宁根大学体育馆为了中国队对外关闭了5天，还租借了13张球台。市长会见徐寅生时，拿出了当天了格罗宁根市报，上面刊登了中国乒乓球队在本市训练的消息。

　　那也是我第一次“混”进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此后每届世乒赛都跟随队伍同吃同住，除了本职工作，也为队伍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协调每天比赛后主教练接受国内媒体的采访时间并通知记者。在格罗宁根期间，我还当了一回“赤脚医生”。李菊扁桃体化脓，我连续三个晚上悄悄潜入她的房间给她做足底按摩。后来她告诉乔晓卫，我的病是夏娃给我治好的。去年中国乒乓球学校在通州挂牌时，现在边读书边做生意的李菊回家乡捧场，中午吃饭时她还特意跑过来敬我一杯酒，就为了12年的足底按摩。

　　大部队7月31日从格罗宁根乘大巴开赴赛场，到埃因霍温之后入驻Holiday Inn。事实上，组委会原来给中国队安排在一家养老院，三四个人住一间不说，离赛场还远，当然也没有空调。用三个多月的时间筹备一个世界比赛，也够难为荷兰组委会的，但他们也确实偏心，欧洲诸强就被安排在离赛场最近的一家四星级酒店，步行不到10分钟就能到体育馆。而不管住养老院还是四星级酒店交的钱都一样，每人每天100美元，单人间130美元。

　　乒羽中心外事部主任刘北剑先大部队一步到达埃因霍温之后，首先提出调换住处。荷兰世乒赛组委会对冠军队提出的要求倒是积极配合，刘北剑拍板定在了Holiday Inn，虽然要坐10分钟的班车，但当时正赶上荷兰号称百年不遇的“32度高温”，指定驻地中只有这一家有空调。事实证明，住在这里好处不仅仅是热不着(我的同事——《中国体育报》的谭杰跟欧洲强手住在另一家没有空调的酒店，他透过大敞四开的房门，看见小伙子们热得光着膀子在房间里闲聊)，而且安全。那家离赛场最近的酒店在世乒赛期间多次被小偷光顾，被偷的有老瓦、萨姆索诺夫和格林卡等选手，也有中国的一位女记者。最倒霉的是萨姆索诺夫，他被偷了两次，就在他跟马琳争夺前四名的前一天，小偷把他的护照都拿走了。

　　那是我和谭杰第一次在前线并肩作战，以前都是他做后方编辑，我在前方采访。这次他主刀《艾城斗智》、《艾城闯关录》等栏目(埃因霍温的标准翻译是绕口的艾因德霍芬)，我负责《大本营夜话》、《总教练日记》。跟队记者的最大优势，是可以看到听到其他记者无法获取的内部信息。

　　有一篇《大本营夜话》写的是9名中国运动员球板亮度超标引来的一场虚惊。8月1日下午3点，最后一次赛前训练结束之后，所有队员的球板集中在一起，由领队黄飚、男队吴敬平、女队乔晓卫还有外事部刘北剑、柳屹一起送到组委会的器材检测中心检测，这是中国队为了保险起见主动送检的。晚上7点，运动员和教练员都在紧邻赛场的绿宫酒家吃饭，9菜一汤都上完了，5个人匆匆赶了过来，带回了一个坏消息：负责检测的保罗·舒尔茨说，9个人的胶皮亮度超标。按说胶水、海绵厚度等会影响击球速度和旋转，表面的亮度处理一下之后并无大碍，但保罗·舒尔茨的严格是出了名的，他说中国队即使再送过来检测，肯定是你们自己处理过了，也不行。4年前的天津世乒赛，就是这位卢森堡人查出金择洙的胶皮胶水毒性超标，中国队当时还替金择洙说情，想把唯一的一位外国选手留在四强里，被卢森堡人坚决拒绝了。

　　这9个超光球板中，有王励勤、阎森、冯喆、刘国正、谭瑞午5名男选手的黑色胶皮和张怡宁、李菊和林菱等4名女选手的红色胶皮。回到酒店，全体教练被叫到蔡振华的303房间，蔡振华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在腿上搓胶皮，再拿到台灯下照一照。吕林挨个房间打电话，问谁见到了执教荷兰队的前中国国手杨建华。蔡振华让教练员分头做队员工作，别产生混乱，让这9名队员把备用板都粘好，做最坏的打算，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处理球板，降低亮度，万一器材委员会较真儿，就用副板打。杨建华被找到了，他说在德国的家里有黑色胶皮，代表团团长杨树安决定亲自陪着杨建华开车回波恩。于是，夜里12点，杨建华以200迈的速度开上了高速公路，带着胶皮往返800多公里回到Holiday Inn时，已经是凌晨4点。

　　8点半全队集合时，几乎一夜未睡的蔡振华告诉大家，乒羽中心副主任于斌跟器材委员会交涉也有了比较好的结果，9个超光球板经过表面处理后，再去测一次。

　　那些留在埃因霍温的记忆

　　埃因霍温世乒赛闭幕的时候，61岁的徐寅生坐在了看台上，看着沙拉拉在场地里的聚光灯下侃侃而谈。

　　在8月3日举行的国际乒联代表大会上，46岁的沙拉拉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当选第6任国际乒联主席。同时新当选国际乒联副主席的杨树安会后介绍说，老徐在国际乒联工作了十多年，赢得了各个协会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出色的工作能力，他非常聪明，思路开阔，给国际乒乓球界带来了很多革命性的变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帅才。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一种人格魅力，为人谦逊宽厚，如果他自己愿意连任，大部分协会都会继续支持他。但他觉得自己早晚要退休，应该在事业发展好的时候交给年轻人，这样更有利于平稳过渡和事业的长远发展。

　　沙拉拉当选主席之后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主席顾问委员会，而且顾问委员会主席没有比徐寅生更称职的人选，124名协会代表一致通过。但徐寅生发起的“两毫米革命”在1999年没有实现。对大球提案，有10票弃权，83票赞成，31票反对，距“修改规则的提案需要四分之三有效票数”的要求仅差两票。投反对票的，有瑞典、韩国、朝鲜这些乒乓球技术比较好的协会。

　　我记得沙拉拉当时还表决心说，准备用半年的时间学习中文，以便跟中国运动员交流。但一晃12年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人听过沙拉拉讲中文。

　　关于1999的世乒赛，还有一些令我记忆深刻的人和事。

　　悲喜交加的张莹莹。23名选手中最年轻的张莹莹，左手直板正胶打法，跟马琳配合获得混双金牌，成为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回国在机场意外地见到母亲，才得知患肺癌的父亲张传永已经在7月23日病故，队伍出征前她的母亲给蔡振华打了电话，但希望队里瞒着张莹莹，以免影响孩子比赛。张莹莹退役后到匈牙利打了几年球，现在就职于江苏省国税局，每逢年节，我都会收到她的问候短信。

　　我行我素的李楠。17岁的李楠1999年年初刚从二队升到一队，世乒赛前女队留出一个女单名额，通过三次队内比赛产生人选，结果李楠打了第一，也创了一个中国队纪录：从未参加过国际比赛，一步迈进了世乒赛。全队23名选手只有她需要打预选赛，最后竟夺得女单铜牌，这位左手直板反胶选手凭着一股我行我素大大咧咧的劲儿，一路上赢了当时中国队最主要的对手何千红，还有李恩实、小西杏、王辉、孙晋，半决赛以2比3输给了后来成为好姐妹的张怡宁。现在张怡宁去美国读书了，自我评价“对生活特别容易满足”的李楠则在天津队当起了教练。

　　遗憾郁闷的王励勤。作为男单夺标大热门的王励勤，在输给埃洛瓦之后，呆呆地在挡板外站了足足一刻钟。回到休息室，他坐在椅子上低头摆弄手里的球板，任汗水滴滴哒哒掉在地上，好半天，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接不好发球。”那一次的遗憾太刻骨铭心了，以至于他两年后在大阪终于夺得男单冠军之后掩面痛哭了很久很久。

　　“欺负”师傅的马琳。我记得特别清楚，在比赛场地，马琳对师傅吴敬平说：“你帮我买一个汉堡吧，我太饿了。”吴敬平走了之后，我就说马琳，干嘛“欺负”你师傅，你不能自己去买啊？马琳嘿嘿一笑，说：“我英语不行。”我说你不会比划啊，大牌上都有图片。几年过去之后，我发现当时自己真是多管闲事，在吴敬平眼里，马琳就像自己儿子一样，孩子饿了，哪个当爸的不得立马张罗饭吃？

　　快人快语的孔令辉。世乒赛还没开打，孔令辉就对国梁说了，这块男双金牌咱们装兜里了。捧得男双伊朗杯之后，他从领奖台上一下来就问：“如果连拿三届，是不是给个复制杯？”得知只有单打连拿三届才有复制杯，他马上又追问道：“双打拿五届呢？”如果仔细观察孔令辉，除了身材走样了，为人处事与说话方式还跟12年前差不多。

　　幽默风趣的刘国梁。很多记者都喜欢采访刘国梁，觉得他现在思维敏捷，妙语连珠，实际上他23岁的时候说话就很幽默。我在埃因霍温专门写过“刘国梁的一天”，记录了他比赛最多的8月5日。中午1点刘国梁要打削球手赛义德(后来给《乒乓世界》写过预测、述评的英国人，文采特棒)，11点的时候他觉得应该吃点东西，就泡了一碗方便面，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嘴里送，但他实在吃不下，索性把塑料叉子一放，说了一句：“我看我能把自己饿死不！”3比1胜了赛义德，与孔令辉的双打又过了一关，还是不想吃。傍晚又跟盖亭打了一场更艰苦的硬战，3比1赢下来之后，身上的衣服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头发湿成几缕像三毛一样粘在脑门上。回到休息室看到总教练蔡振华，他露出俏皮的笑容，带点孩子似的撒娇说：“太累了，在场上真想找人替我打一会儿。”替他打一会儿，鬼知道这话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女单决赛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张怡宁红着眼圈，晚到了一步。王楠问道：“老张，哭了？”“我只是微微地哭了一下，没有放声大哭。”张怡宁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有一个外国记者问张怡宁，是为第一次进决赛而高兴，还是为获得亚军而失望。张怡宁想了想，转头对王楠说：“这个问题还挺难的。”王楠悄声地教她一句：“有点遗憾，大家都想拿冠军。”

　　9年之后，如果2008年奥运会女单决赛结束之际有人问王楠，是为最后一次奥运会能进决赛而高兴，还是为获得亚军而失望，王楠的回答也大致如此吧。内心里，遗憾肯定是有的，但我想连她都会承认吧，那是一位大满贯选手的完美谢幕。

　　而另一位大满贯选手张怡宁不能出现在鹿特丹赛场上，让充满期待的宁迷们多少有些失落。

　　1999－2011，12年了，埃因霍温让人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