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冠军队

　　上世纪40年代，薛伟初住在上海普陀区长寿路永安里182弄。他所在的里弄在当时的上海算是比较大的，里弄两边各有一个西式洋房，他和哥哥薛绪初就住在这里。

　　“当时我们家三层，我住三楼，我哥哥是二楼，后来我哥同学傅其芳也住到我家来了，他老家是宁波的，他跟我哥哥同岁，都属狗的，再后来又来了个陆汉俊，他是我们家的房客，住在一楼。”

　　这是一条极普通的上海旧里弄，住着几个喜欢打乒乓球的孩子。那时上海打乒乓球的人还不算多，在外打球也不便宜，于是大家索性凑钱买了个乒乓球台回来，放在天井里。平时放在客厅，怕雨淋，只有打球的时候才拿出来。这样的条件是当时最好的，一般人家无法奢望。

　　薛伟初是在哥哥的影响下开始打乒乓球的。当时他8岁，薛绪初17岁。“那时打球根本没有教练，也没有教材，我哥哥他们自己在学校里边打，我跟着他们打。这一打就迷在里面出不来了。”

　　几个年轻人好琢磨，薛绪初和傅其芳就发明了很多新的“玩法”。“以前是把球抛得高高的，发过去让对方打，没有一个直接发球得分的，如果发球得分人家会觉得你赖皮。合力发球，就是他们两个搞出来的。还有反手，原来是平挡球，推挡也是他们两个搞出来的。原来打球都是站在中台，这两个人站到近台去，发完球就抢攻。由于我哥哥薛绪初的精湛球艺又爱穿白色球衣被冠以‘白袍小将’的雅号。”

　　薛绪初、傅其芳、陆汉俊三人的水平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再加上薛伟初和他的同学刘国璋，50年代有乒乓人士戏言：如以“永安里”组队参赛，足以独霸上海乒乓界，打遍上海无敌手。

　　这条里弄成了中国乒乓球的“井冈山”。薛绪初是1950年到了香港，成为香港乒协的秘书长；为香港和内地的乒乓球交流、为备战26届世乒赛的中国队提供了最新的技术信息。傅其芳也曾去了香港，回到大陆后做了国家队的运动员和教练；薛伟初1961年进了国家队，后成为上海队教练；刘国璋则是上海乒乓史上获得全市冠军最多的人之一，后任上海男队主教练。这几个人都参加了26届世乒赛，傅其芳和陆汉俊担任教练，薛伟初和刘国璋参加了单项比赛。

　　抗战胜利后，上海曾有一场轰动一时的乒乓比赛，由薛绪初、傅其芳、李宗沛组成的华义队，对阵由王友信、欧阳维、张孚玮组成的精武队，这场比赛十分激烈精彩，可谓当时上海的经典之战。而在旧中国最后一届全运会上，王友信在单打决赛中战胜薛绪初获得冠军，因此名噪一时。解放前他到台北任体育老师，独霸台湾乒坛数十年。

　　容国团“印”上了徽章

　　比薛伟初小十几岁的姚振绪也是个球痴，他清楚地记得，打球打得最疯狂的时候，上课都揣着球拍，只要下课铃响，就冲出去抢球台打球。

　　但他并没有薛伟初那么幸运，多数情况下，他和同学是把两三个长凳拼起来，上边放两块木板，再在上边画线，就当球桌了。“水泥球台是容国团得冠军之后的事了，以前谁做得起水泥球台。”他的舅舅在自来水公司上班，单位有两张乒乓球台，一到周日他就缠着舅舅带他去单位的球台打球。

　　“那时候1961年日本队来上海比赛，5元一张票，当时那是大数目，我妈妈特别支持我，说是为了我的前程，多少钱也得看。”

　　1959年容国团拿了世界冠军之后，上海群众乒乓球运动异常火热。当时上海搞了一次万人乒乓球比赛，组织方把容国团打球的动作制成了塑料徽章，只要参加比赛的，人手一个。

　　那时上海的标准乒乓球台大约已有100张左右，人们要想打乒乓球，可以去上海工人文化宫、八仙桥青年会或是私人开的乒乓球房，直到现在这两栋楼还在。姚振绪常去的是工人文化宫，进门之前会被问到有总工会会员证吗？有会员证免票，没有会员证三分钱一张票，这在当时可以吃一顿早饭。

　　那里一共有4张球桌，平均十几个人围在一个桌子排队上台打球。第4张桌子是水平最高的，被“大王”(擂主)把守，边上总是围一大堆人看。来这打球的，虽然不是上海水平最高的，却是业余里最好的。高抛发球，下蹲发球，五花八门的打法让姚振绪开了眼。他从第一张球桌开始打，“四号桌子我是上不去的，在小朋友的桌子上我还能做几把大王。”1962年，姚振绪进了上海队，他说他的球就是在那感受和熏陶出来的。

　　红队和蓝队

　　1950年哥哥薛绪初离开上海后，薛伟初组建了自己的球队，取名耀辉。“这是真正的业余队，没有老板，以前我哥哥和傅其芳的华义队，是有老板赞助的，出去打比赛，打完之后还吃饭。” 耀辉队在业余圈里打出了名堂，拿了不少上海第一。

　　像耀辉这样的业余队在50年代的上海还有不少。他们之中的高手又组成了“蓝队”，经常和专业队——红队打对抗赛。薛伟初当时是蓝队的，而徐寅生、杨瑞华、王传祺(王传耀的弟弟)，李富荣都是红队队员，红队的训练地点是南京西路651号，现在的上海电视台，后来转战到上海体育宫，现在的上海大剧院。

　　蓝队虽然是业余队，但实力很强。参加全国比赛时，上海经常派红蓝两队参加，有一届全国锦标赛，就是红队、蓝队一块去的，红队冠军，蓝队第四。

　　第26届世乒赛之前，红队的大部分人(这些人后来进了国家队)到北京参加集训，备战26届世乒赛，剩下的人和蓝队的一部分队员合并，组成了上海队。相应的，蓝队的另一部分人成了上海二队。

　　60年代初，经常有外省球队来上海交流。安徽队队员刁文元后来曾说起当时上海队实力雄厚有点瞧不起人，一般省市队到上海根本轮不到跟上海队比赛，第一场对上海少体校少年二队，第二场对上海少年队，第三场对上海青年队，然后是上海工人队，如果赢不了，就见不到上海的大主力。

　　60年代初，有很多外国球队来中国访问，来中国必到上海。1966年，日本队、瑞典队等国家队来上海比赛，余长春、於贻泽和姚振绪代表上海二队迎战。“他们一看我们是二队就不高兴了，我们说你们到北京，我们一队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跟你们打了。他们说那你们真是上海二队啊。我们二队还把他们都赢了。”

　　上海队和工人队

　　早年的上海乒乓球比赛在精武体育会举行，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场地，中间放一张乒乓球台，就可以比赛，一般的比赛观众有三四百人，好一点有八九百人看。

　　到了解放后，稍大一点的比赛就在卢湾体育馆举行，(解放前叫回力球馆，是壁球馆，一边是墙，一边是观众)，这是上海当时最大最好的体育馆，匈牙利、日本队来了，就在这里打。

　　文革前，上海体育局的健身房(现在上海体育大厦)，那是个篮球场，或是上海体育宫大看台下面的体操房。周末这里经常举行乒乓球比赛。乒乓球台四周是长条板凳，一格一格搭起来。最近的观众就在挡板外和教练距运动员同等距离，最远的也不过十几米。最早是红队和蓝队在这里PK，后来是上海队和工人队(工人队是上海总工会成立的另外一支专业队)，一遇到两个职业队或者业余高手对掐的，这就坐满了人，很卖座，最多时能有上千人。

　　当时上海的比赛都是晚上打，二、四、六或者一、三、五下班之后，七点钟开始比赛，打完回家。姚振绪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上海市锦标赛的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球馆里照例坐满了人。

　　上海女队的一号培养对象林秀英和工人队的一把手宋如恒。林赢了，上海队包揽前四名，宋赢了，上海队担心她夺冠很没有面子。两个人打到决胜局，宋如恒20︰19领先，突然一个电闪雷鸣，把体育宫给弄断电了。当天是周六，要等到下周二才能接着打。于是两个人就为了这一分球，在周末拼命练习，一直练到周一晚上7点比赛之前。裁判长说这局比赛打完之后，其他比赛才能开始。两个人摆好了架势，林秀英发球，啪！发球失误，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几秒之后，全场哄堂大笑。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关键的球居然发球失误而喜剧性的收场。

　　在姚振绪的记忆中，当时的上海工人队卧虎藏龙，其中有上海最早的怪球手秦承堉，号称“八面起板”。“他发明了木板球，直握拍能用反面木板磕。比赛中他可以把六七块球板放在球台底下，随时倒换着用。他把木板用皮鞋油打得特别滑，用木板来接发球，过去的球都是飘的，我们小时候和他比赛很难赢他的。” 而直握拍削球打法，是上海乒坛早年的特色之一。达到国手级水平的欧阳维、俞诚、杨永盛和王传褀等均各有特色，张燮林则是继承发扬和创新了直握拍削球打法，成为这种打法的唯一的世界冠军。

　　再以后，上海队和工人队的竞争变成了上海队和上海邮务队的竞争。邮务队由清一色邮政职工组成，早在30年代初，邮务队就已闻名上海，在上海乒乓球联合会举办的联合杯赛中，邮务队获得第1届和第4届冠军。邮务队乒乓室的条件也是上海业余队中首屈一指的，它位于黄浦江边邮局大厦四楼，阳台外就是苏州河。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里摆着3张乒乓球台，随时都有邮政职工在打球。由于队员多，就按技术水平分为甲乙两队，有一段时间甚至出现过邮三队。新中国第一个全国冠军王传耀、代表八一队成为世界冠军的李振恃都是从上海邮电走出来的。

　　刘造时是在1941年考入上海市邮局的，30年代末他曾与多名乒坛高手过招，互有胜负。很快，他就成了邮务队的主力和教练。解放后，邮政电信合并，合并后的邮电队继续称雄沪上。乒乓球是邮电的传家宝，当时邮政局的党委书记说，家宝不能丢。刚开始队员是半脱产，每天上班，下班后练球，供晚饭，完后住在体育馆。后来邮电队的队员脱产训练，邮电养着这些人打球。

　　1955年，刘造时获得上海市乒乓球比赛男子单打亚军，之后被选入上海市队，多次参加全国比赛，曾进全国比赛前8名。50年代他还参加了国家体委举办的乒乓球教练学习班讲过课。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刘造时不再参加正式比赛，回邮电队当教练。

　　这种多支专业队或一支专业队和高水平的业余队并存的现象，在上海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50年代的上海业余乒乓球队主要来自4个系统，机关、工人、学联、市民。“上海的业余队是可以和职业队一比高低的，不像外地的，业余队根本没法和专业的交手。由此可见，上海业余圈的水平之高。”

　　1963年，上海派两二个队参加全国比赛，男一队打第一，男二队打第六。后来国家体委有了规定，全运会各省只能派出一个代表队，但如果拥有的国家队员多，参加全国比赛时，可增加报名人数。

　　第二届全运会前，薛伟初从国家队回到上海，做了上海队的教练。上海队获得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的男团和女团冠军。男队队员是徐寅生、张燮林、李富荣、余长春和於贻泽，赢了庄则栋所在的北京队。而上海女队赢得则很轻松，当时上海女队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的水平就是国家队的水平。薛伟初做场外指导时，只对三个主力说了句“上去打吧”。

　　这是上海乒乓最鼎盛的时候，第28届世乒赛，男女团体冠军的9个人有6个来自上海。同年的全国青少年比赛中，上海队包揽所有冠军，不管是专业还是业余，这在当时没有哪个地方能做到这点。 （文/李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