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北京时间3月19日消息，与当事中国裁判邵斌同样身处亚运会裁判改分事件旋涡中心的国际体联男子技术委员会主席、广州亚运会技术代表和裁判长罗马尼亚人斯托伊卡日前针对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关于“亚运会上任何裁判的打分改分都必须通过斯托伊卡这一关，得分只有经过他的解锁和签字才能生效”的质疑对媒体做出回应。他以调查还在进行中为由拒绝正面回应叶振南的指责，但还是给出了事件的详细解释。他以电脑系统问题为由解释了分数被解锁的过程，但没有说明他为什么会在最终成绩单上签字。

　　在体操比赛中，男子比赛通常设有高级裁判组组长、项目高级裁判、难度(D组)裁判、完成(E组)裁判和辅助裁判。高级裁判组组长和项目高级裁判组成的高级裁判组在世锦赛等大赛中通常有六七人以上，6名项目高级裁判每人会负责一个项目的监督，他们有权在与E组裁判商讨和请求高级裁判组组长同意后修改运动员的完成分，并且不需要与相关E组裁判达成一致。另外，如果他们认为某个或某些E组裁判打出的分数是“不可能的”，也可以在通知组长后直接修改E分。项目高级裁判在比赛中必须毫不分心地紧盯自己负责的项目的比赛。而本次亚运会中，整个高级裁判组却只有3人，由这3人担负6个同时比赛的项目的监督工作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谁来负责本应由项目高级裁判做的工作呢？我们有理由猜测，如果国际体联在赛前对这个问题有过安排的话，部分或全部的项目高级裁判职权就有可能被下放给了除高级裁判外权力最大、资历最高的D1裁判，也就是邵斌所处的位置。也就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邵斌改分的确没有走该走的程序，但他确实具有修改E分的权力。

　　以下是斯托伊卡的回应，也是他今年一月向国际体联提交的比赛报告的部分内容的全文翻译。

　　“因为广州亚运会组委会未能邀请到足够的中立裁判(即所在国不参加比赛的裁判)来保证所有参赛协会都出相同数量的裁判(因为有些协会总共的裁判数量可能只有一两个，译注)，亚运会比赛裁判的数量在国家和地区协会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中国出了6位裁判(每项一位，其中2人是D组裁判，4人是E组裁判)，韩国、日本、泰国、中华台北各出了3位裁判，沙特阿拉伯、伊朗、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各2位，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卡塔尔、越南、斯里兰卡、约旦和“科威特运动队”各一位裁判，另有两位来自亚洲之外的中立裁判，分别是来自阿尔及利亚和罗马尼亚(不是指斯托伊卡本人，译注)。由于裁判的短缺，亚运会级别的比赛本该设立的项目裁判长无法设立，只是保证了由国际体联男子技术委员会主席、技术代表团和技术委员会副主席黄力平组成的高级裁判组(原文如此。实际的男子高级裁判组包括斯托伊卡、高健和黄力平，译注)。

　　“这种情况影响了裁判组内部成员数量的平衡。不过，裁判的打分还是基本精确的，只除了一次例外。在男子自由操单项决赛中，来自中国的D1裁判邵斌，在E组裁判的打分结果已经送到主记分台之后，在未经任何人允许、违反所有规则的情况下，在分数公布前一刹那修改了一个E分。他并没有经过该名E组裁判或是高级裁判组的允许。中国运动员张成龙因此受益从第二位上升到与韩国选手金洙眠并列第一位。

　　“我作为高级裁判组组长立即同黄力平一起采取了措施，试图把成绩恢复成原来裁判所打的分数，但赛会所使用的打分系统并没有记录原始的得分，只有最终打到大屏幕上的得分。我们在找不到原始分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了被公布的得分，但尽管如此——我确实没有明确的证据——我认为作为一位FIG国际裁判，(邵斌的)这种态度是不能接受的。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这件事能不能移交给纪律委员会，但这名裁判必然应该为他的所为受到处罚。”(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