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7时，复旦男排与四川队赛后。空旷的球场，冷色的白光。开赛时，全场共有35名观众，结束时，仅剩17人。

　　作为国内三大球唯一冲入顶级联赛的学生军，复旦大学男排成绩惨淡，15场比赛，仅胜3局，提前4轮降级。“很烦恼，高处不胜寒。”主教练方川留下一句话。

　　高处不胜寒。这样的尴尬远非复旦所独有。北理工男足征战中甲三年，年年保级，西南交大男排的成绩也不容乐观……

　　大学培养高水平运动队，为何就这么难？

　　25年，只有一个胡凯？

　　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已不是新鲜话题。

　　1986年初，国家体委、国家教委和团中央就在山东掖县召开“学校体育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全国学校竞技体育发展十五年规划》。规划提出：“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大学生、中学生体育运动队。”这成为大学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起点。

　　会后，教育部确认了首批51所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院校。至2010年，这一数字定格在270所。

　　在上海，有15所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华东理工的乒乓球，复旦、上大的排球，东华的男子足球，上海交大的乒乓、游泳、篮球，华东师大的健美操、同济大学的手球等等。

　　高水平运动队在大学遍地开花，可高水平究竟如何认定？上海交通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孙麒麟教授认为：“高水平意味着：大学体育运动队应该成为中国奥运增光计划中的一支方面军。”

　　“国内比赛，无论水平高低，总有冠亚军。衡量高校体教结合是否成功，应该把标准定得高些。看看能否培养世界级选手，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并且争金夺银。”

　　标杆提高才发现，能过横杆的人屈指可数。其中，“眼镜飞人”胡凯堪称特例。2001年，胡凯以582分特招进入清华，其后，他创造了百米10秒3的佳绩，成为国内首个跻身奥运百米第二轮的选手。

　　“全国有1000多所大学，如果只出了一个‘眼镜飞人’，只能说明离目标还太远。”孙麒麟说。

　　5%，难走“一条龙”

　　在人才培养上，大学不是没有过尝试、努力。

　　都说苗子难找，人才难得。高校也曾深入中小学，希望建立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条龙”。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交大就曾与交大附小、南洋模范中学、向明中学联手，合作培养体育苗子。结果让人唏嘘。从交大附小一年级选出的18个孩子，小学毕业时，只剩11个。其后6人考入南模，高中毕业时，仅余3人还在打球。最终，仅有1人以体育特长生进入交大。与全国各地选拔的篮球特长生相比，该生未有出彩表现，以板凳球员告终。

　　18个苗子，走出1人，5%的成功率。其中凝聚了校方12年心血。这让孙教授很是感慨，与其自己培养，不如向各中学敞开大门。

　　可矛盾依旧存在。在高校招生计划中，体育特长生所占比例为1%，意味着复旦、交大、同济等高校的体育特长生招生规模为30至70人左右，但这几所高校招生项目都在六七个左右。几个大项一分，再区别男、女队，单项分到的配额极为有限。

　　“我们现在都是靠天吃饭，这批队员强，全队就上去了；要是不好，成绩就下来了。”方川说得很无奈，“我们想招运动员，但运动员不流通。人员不流通，就不会有一流的大学俱乐部。所以我们希望人才能动起来。”

　　高校教练呼吁人才流动，现实如何？一位知情人向记者坦言，每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排球比赛中，大部分选手是各省、市体工队队员，“全国注册排球人口也就300余人，他们既可以打农运会、全运会，也能打大运会。这样一来，人才培养越走越窄。”

　　前景，期待观念改变

　　没有人才，一切都是空谈。没有意识、观念，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的未来不容乐观。

　　“现在更多的是人为因素。校领导重视体育，就加强措施，把大学校园队当作亮点和品牌；不重视的就应付应付，流于形式。”一位高校体教部负责人坦言，高校领导对体育的认识深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展。

　　对于不少高校而言，体育更多地被视为“带动校园文化，影响更多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就其重要性而言，远不如论文发表数量、学生毕业率等硬性指标重要。

　　“就我们体育部而言，所获得的经费要比其他系科少得多。”上述体教部负责人深感体育在高校仍处于弱势地位。

　　这样的弱势地位何时才能改变？方川认为，需要等待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人们不再为生活而奔波，要为身体而奔波时，体育意识就会增强，各方面也会更重视学校的高水平运动队。”

　　本报记者赵博